《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 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早期作品，也是莫言的成名作，因张艺谋将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这部小说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曾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红高粱》叙述主体在“我”、“父亲”、“爷爷”、“奶奶”之间自由转换，小说情节由两条线索交织而成：一是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在第一条线索中，作者突破了传统历史军事小说的写作套路，抗日的主力既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而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一支土匪军队。小说脱离历史书的立场，从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铺陈中重新构筑了全新而又实在的历史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演绎了以土匪和酒家女子间的姻缘为核心的民间抗日故事，以高密东北乡人任情豪放的壮丽生活图景，表现了民族生命意志的强大和不可战胜。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入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

　　首先，《红高粱》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一开始就传来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读点，这个“我”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因此，这个读点是非常奇特而又新颖的，它使作者在处理《红高粱》时有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读点参照，同时，他的叙述的特点把故事拉远，又具有历史的间离效果。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红高粱》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红高粱》对色彩的运用是高度风格化的，这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这不是一个完全现实时空的再现，而是我们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红高粱》结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红高粱》空间，极为辉煌、华丽、壮美。

　　再次，《红高粱》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红高粱》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红高粱》描写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红高粱》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红高粱》结尾，爷爷与父亲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梁的镜头，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的礼赞。

　　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生命的伟大是该书的主题，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红高粱》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

　　《红高粱》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苦难，更是展示了中国人民豪放、顽强拼搏、爱国的品质，着意表现我们的人民战胜这种苦难的精神，呼唤美好的新生活，反映出中国人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顽强奋斗的精神，当国难当头，连土匪也纷纷出来扞卫祖国的尊严。今天，国际风云变幻，中国领土的完整时刻受到挑战，台独分子的分离势力，西北东突的恐怖活动，钓鱼岛的争夺等，都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危，在这和平年代我们依然要发扬爱国精神、坚守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