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就要求，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必须要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法治题材的影视作品，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应体现人民文艺的本质要求，反映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风貌。就此而言，《执行法官》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主旋律作品，它的剧情环环相扣，角色生动形象，又不乏幽默诙谐的桥段，写实地反映了当代执行法官的工作状态与价值追求，也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执行法官工作的艺术再现

　　强制执行是司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法的权威，决定着司法公正的实现。现实中，执行难、执行效率不高，是司法公正实现过程中的顽疾。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聚焦解决执行难，不断创新执行工作理念与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与此同时，执行仍面临着诸多难题，找人难、查询财产难，被无端投诉，甚至还有各种暴力妨碍执行，执行工作的甘苦，恐怕只有执行法官才能真切感知。

　　执行工作纷繁芜杂，既需要坚持法治精神，又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执行中发生过各种激烈的冲突，展现着社会的复杂与人性的幽暗，如何将其艺术化地再现，并非易事。《执行法官》没有走猎奇、夸张的路线，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还原了执行法官面临的多重困境与风险：还未进入执行庭的法官齐麟，先是被同学邀请赴宴，想要就案件请托，又是因关联方强一案被约见，半是“好意”半是威胁；法官楚云在执行过程中，不是被误解被呛声，就是被不明真相的群众集体围攻。这些情节，都生动鲜活地反映出执行法官面对的复杂工作环境。同时，执行法官紧急处理永康健身器材厂“挟持”事件，关照着急给老婆支付医药费的工人李富民等，又描绘出新时代执源治理、善意文明执行的画面。

　　司法为民的多维考量

　　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服务人民，维护人民权益，是人民司法的本质特征。司法为民，不仅体现在司法审判中，更体现在执行工作中。人民群众不仅期望司法公正，更渴盼公正的判决能得到有效执行。否则，司法判决就变为一纸空文，人民群众就难以真正地感受到司法公正。然而，有效的执行，放置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又面临着情理法价值冲突的多重考验。

　　在剧集开头，楚云严格依法对方强的房产执行时，就面临着法与情的难题，一方面，被执行人方强的母亲齐润玉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子要被强制执行，情急之中抄起扫帚，声称“我不活了”。虽然不无夸张，也在情理之中，但并不能由此否认楚云一系列做法的正当性，因为张贴查封裁定、拍卖公告都是执行中的必要程序；另一方面，更大的情法冲突在于，齐润玉的侄子就是刑庭的法官齐麟，从法的角度看，楚云对妨碍执行的齐润玉采取拘留于法有据，但她对齐麟有养育之恩。从情理的角度，齐麟又不应该置之不顾，于是就出现了两人的激烈交锋。

　　由此，创作者实际上试图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具体在司法执行中，如何为民，又该如何理解“人民”？现实生活中，人民并非是脸谱化的、整齐划一的，“人民”的性格各异，利益诉求不同。在司法工作中，既有审判中的原告与被告，又有执行中的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即便是被执行人，有隐匿财产、毫无诚信，如剧中赵勇一般的“老赖”，也有生活陷入困顿的普通百姓，经营陷入困境的小微企业。从形式化法治的角度讲，确实不应该因个体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但站在人民司法的立场上，又需要体察人民群众的真实境遇，体现司法的温度。

　　楚云和齐麟两名执行法官的角色，恰恰代表了人民司法的多重面向与复杂性。楚云代表的是法律的程序性、规范性，它在很大意义上需要克服个人的“情感本能”，而体现为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遵从，正如她对齐麟的告诫：“法官是要遵守条文的，条文不是摆设，条文是要认真逐条执行的。”齐麟则代表的是更讲究情理和人性的法官，对待养母充满温情、婉言相劝；对待多日守候楚云的老人张建国，送上一份热腾腾的盒饭；面对啃老族张晴，齐麟则道出“赡养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但是，即便是看似“铁面”的楚云，也有体谅齐润玉年老多病及时解除拘留的一面；注重人情的齐麟，也有严词拒绝朋友宴请请托的一面，这些都体现着人物角色的复杂性。

　　艺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楚云和齐麟，他们正是增加戏剧冲突的必要构造，我们不应苛责某个角色脱离现实、不讲人情，他们作为“执行法官”群体的代表，反映的是主创者对理想法官的塑造，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在实质意义上，也是人民群众可期待之公平正义的保障。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