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案件系多发刑事案件，由于侵害行为复杂多样，既易出现强奸罪与猥亵犯罪的界分困难，又易出现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处断的争议难题。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在罪名确定、罪数处断方面存在不一致做法，进而导致定罪、量刑的不统一，影响案件办理的效果。对此，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周某强奸、强制猥亵、抢劫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1）》的裁判要旨提出：“针对同一被害人实施强奸后，又实施强制猥亵，二行为之间间隔时间较长、空间发生变化的，不宜认为强制猥亵行为是强奸行为的延续，不能成立吸收犯，应当以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并罚。”“对怀孕妇女实施强奸、强制猥亵犯罪的，酌情予以从重处罚。”这就结合本参考案例的情况，对性侵犯罪的罪数处断及定罪量刑规则作了明确，为类似案件裁判提供了明确指引。对于所涉裁判要旨，应当注意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为基准界分罪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数处断前提是准确界分此罪与彼罪。具体而言，当强奸和强制猥亵行为针对同一对象时，罪名界分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对此，需要根据犯罪构成要件，依据行为人主客观方面的情形进行判断。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均规定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两罪的构成要件虽有一定关联性，但实际区别明显：强奸罪侵犯妇女的性自主权利，主观上具有违背妇女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故意，客观上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强制猥亵罪侵犯妇女性交以外的性自主权利，主观上具有违背妇女意愿强行猥亵的故意，客观上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实施性交以外的猥亵妇女的行为。

　　本案中，被告人周某为满足性欲望，强迫被害人刘某为其口交进而发生性关系，后将刘某带回家中清理痕迹过程中又强行实施猥亵行为，主观上先后产生强奸和强制猥亵两个故意的内容，客观上分别实施了强奸妇女和猥亵妇女两个行为，故应当认定周某的行为分别构成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

　　第二，准确认定强奸罪与强制猥亵罪之间的罪数关系，符合司法处断的通常做法。当强奸和强制猥亵行为针对同一对象时，不仅罪名界分困难，罪数处断亦易出现不同认识。对此，仍然应当以构成要件作为判定基础：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成立一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成立数罪。然而，由于强奸与强制猥亵经常伴随发生，犯罪过程和犯罪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有观点认为应当依据吸收犯理论，以强奸罪一罪判处，强制猥亵行为作为强奸罪的酌定从重情节考察。然而，吸收犯是指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依据日常一般观念或法条内容，其中一个行为当然为他行为所吸收，只成立吸收行为的一个犯罪。一般认为，数个犯罪行为之所以成立吸收关系，是因为其性质基本相同或者属于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发展的自然结果。吸收关系具体主要包括三种：一是重行为吸收轻行为，二是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三是主行为吸收从行为。

　　本案中，被告人周某实施强奸行为与强制猥亵行为的时间间隔较长，且空间发生变化，强制猥亵行为是另起犯意实施的行为，而非强奸行为的延续、发展。在此情形下，强制猥亵行为既不是强奸行为的必经阶段，也不是强奸行为的自然结果，二者之间缺乏成立吸收犯的正当逻辑关系，故应当单独评价。

　　第三，对性侵怀孕妇女的犯罪酌情从重处罚，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章对“人身和人格权益”作了专章规定，凸显了国家保护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的鲜明立场。由此，在办理性侵案件时，应当注重对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的有效保护，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特别是，对于“逆向情节”并存的案件，要依法妥当处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根据上述规定，要综合全案情节，准确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本案中，被告人周某在公共场所强奸怀孕的妇女，将其挟持回家后又进行猥亵，虽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明文列举的加重处罚情形，但周某的主观恶性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虽有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量刑时仍应体现从严，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符合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和认知。综合考虑周某犯罪的动机、手段、后果及自首的原因等，生效裁判对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体现了总体从严的立场和取向。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