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韩非所著，是一部帝王之学。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创立“老鼠”哲学的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国强兵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 《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一、 韩非重点宣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一） 法

　　韩非的“法”是建立在类似于荀况的“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承袭了荀况“以法制之” “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主张，强调统治者应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用“法、术、势”相结合的“王者之道” 牢牢控制被统治者。韩非认为“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 （《韩非子·五蠹》 ）；“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韩非子·难一》 ）。人天性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以功利为本，毫无情感成分可言。韩非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这是人之本能，但此种本能既非善亦非恶，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已，此事实乃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韩非并不主张化“性”，只是主张因“性”，即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所以，他说“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韩非子·八经》 ）。

　　在“礼崩乐坏” “诸侯争霸”的局势下，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圣贤道德、孝悌友爱对社会失去规范力量，不足以对社会的运行发挥支撑稳固作用，因而对各个诸侯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韩非对人性的剖析直接从经验出发，对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性现象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他的理论更容易得到注重经验者的赞同。韩非论证了对各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的方法，由此正式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事实上，韩非的影响并未局限在法家学派之内，后世的儒家弟子在自得于“儒门显学”的同时，大多会重视他的理论并从中汲取“为帝王师”的政治营养。“儒法并施” “德法同治” “阳儒阴法”等观点和措施维护了一代又一代帝国的强盛，也成就了大批的贤臣良相。

　　韩非在其法律理论中最强调法的地位，“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以法为教” （《韩非子·五蠹》 ）。他竭力倡导将法律规范付诸实践，掌握“刑” “赏”二柄，用严刑重罚使国安而暴乱不起；厉行赏罚，奖励耕战。韩非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 “守自然之道” “因道全法”，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 “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认为法是由国家来编订，让官府来具体设施，并让老百姓周知和遵守的规范。韩非主张公开法律，认为“法者， ……设之于官府，而布之百姓者也” （《韩非子·难三》 ）。法令必须及时公布出来，“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从而让法令能够得以广泛普及。韩非主张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法也者，常者也” （《韩非子·忠孝》 ）。法必须尽量保持稳定不变，能够连续持久地反复适用在相同相类的事件中，切忌“朝令夕改”。韩非注重法律的可行性，提出法令应当“表易见” “教易知” “法易为” （《韩非子·用人》 ）。韩非强调法律的强制性，“信赏必罚” “令出必行”。韩非坚持法律的平等性，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他认为只有消除凌驾于法之上的特权，营建平等的环境，才能使法本身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在公平的前提下，违法时心存“侥幸”、因受罚而“私怨”的可能性将减至最小。唯此，人们才有可能发自内心地同意并接受法的约束。韩非也十分重视立法的预防作用和激励机制。他在《韩非子·外储说》中说：“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强调法令在施行过程中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必须达到统一。韩非关于“法”的系统论述表明他已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所潜伏的危机。为了消除这一危机，韩非认为根本方法是制定上述完善的法律，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法治社会”。

　　（二） 术

　　韩非进一步提出“术” （即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的概念，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以及如何维护君主的权力，即所谓刑名之术、察奸之术等。韩非将其概括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韩非子·定法》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子·难三》 ）。拥有了“势”的统治者，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法”与“术”最大的区别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订立的办法、规章之类的强制性制度，应明文公布；“术”则是统治者控制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可以看出，韩非主张“法”应是静态的和公开的，“术”则是动态的和隐秘的。韩非认为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因为“君臣之利异”，“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韩非子·难三》 ）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如果不懂得“操术”，就极可能导致“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韩非认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韩非子·八说》 ）至于如何具体地“操术”，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案，只是纲领性地说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韩非子·定法》 ）。

　　韩非之所以强调“术”，是希望使统治者以真正的“王者”姿态从具体的统治事务中独立出来，而不是身陷于琐碎事务中不能自拔。“术”是随时可以运用到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灵丹妙药。虽然韩非强调功利实效，但另一面他也颇受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因此并不主张统治者处处过问、事必躬亲。他认为，“圣人、明主治吏不治民” （《韩非子·外储右下》 ），因为“知不足以遍知物”，“君不足以遍知臣” （《韩非子·难三》 ）。明主治国，应当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大德，此即静因无道，无为而无不为。明主应当懂得自己应当无为，而百官群臣则应当懂得代他无不为，此即君无为而臣任劳。韩非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在韩非子的深入论证下，这种具有典型东方神秘色彩的“术”的确表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冷静与智慧。

　　（三） 势

　　韩非强调“法”在统治中的作用，同时突出“势”的重要性。他所认为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认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 （《韩非子·八经》 ）。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韩非指出：“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不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君王能够“制贤” “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舍此必将一事无成。“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虫寅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位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政治统治依靠的只能是权势，而不是君主的德行。韩非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他认为明主必须“执柄以处势”，“明主之所导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韩非子·二柄》 ）此处“刑”是杀戮处罚之权，“德”为庆赏之权。在仔细考察了诸多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韩非深刻认识到统治过程中强制力或权威、权力的不可或缺性。这种“在其位有其权”的重权意识一直延续至今。韩非提出要“法势合一”，统治者必须同时兼备两种权威，即制定法的权威与实施法的权威，才能达到“抱法处势则治”的境界。

　　韩非用比喻说明权势是君主存在并推行法家的一系列主张的前提，失去了这种权势，法就是一纸空文，一切统治之术就无从谈起了。拥有权势，君王就能形成对臣下的威慑力，形成对百姓的统治力。韩非主张的整套“法、术、势”思想的最后落脚点，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君主的“势”。韩非认为，“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即权势只有一个名称，但是却有很多的表现形式。韩非把“势”分为“自然之势”和“所得而设之势”，即“人为之势”。韩非认为，权势从开始就是自然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统治当中，这是权力的原始状态。他认为还存在着人为之势，即统治者努力扩大和加强权势，相比之下，韩非更重视人为之势，他的理论体系也是紧紧围绕着如何创造人为之势而展开的，意在鼓动君王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成为真正的最高绝对权威。

　　总之，韩非认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只要能够灵活运用“法、术、势”这三大要素，就可以劳心而不劳力，治人而不治于人，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运用者，这样的君主就是“明君”。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 韩非提出的其他观点

　　（一）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观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 （《韩非子·五蠹》 ），即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韩非认为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 （《韩非子·五蠹》 ）；“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韩非子·难一》 ）。人天性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以功利为本，毫无情感成分可言。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所说，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三）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理论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物权》 ），即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 ）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 （《韩非子·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 “夺其辅” （《韩非子·主道》 ）；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子·显学》 ）。

　　三、 《韩非子》的写作特点

　　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篇中，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 《说难》篇中，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并指明如何趋避投合，叙说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 “守株待兔” “讳疾忌医” “滥竽充数” “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是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