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枣树的年轮，是那个家七十年的编年史。

　　老家院里的枣树，是我的老朋友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乐于仰望他，顺着粗糙的枝干向上看去，每一片延展的树叶，仿佛都在诉说着我们一家三代的故事。

　　听爷爷说，这棵枣树是当初盖这院子时移过来的，年年岁岁春华秋实，已经长得气宇轩昂，极有气象了。这么多年以来，好多事都变了，唯这枣树，像个士兵履行使命一般，守望着这个家。

　　枣树刚移过来的时候，纤细的一根儿，家里也没肥料供养它，只能任它与天地斗。那时爷爷十几岁，家里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二。为了熬过苦日子，大爷爷行伍，三爷爷行伍，爷爷本来也要参军的，但是被老奶奶扯回了家。说是老爷爷走的早，四爷爷幼小，家里没男人不行。于是，爷爷就成了耕田种地的把式，他那身量倒是不吃亏的，一米八多的大个头，勤劳能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枣树长结实了，爷爷在这个院里娶了奶奶，枣树第一年结果子，奶奶生下了爸爸。可日子过得更难了，不是爷爷不能干，是家里有六个孩子等着吃饭，没多少粮食可供养活。听奶奶说，那时候分生产队，种的粮食都归到队里，然后按人口和工分分粮食。为了挣更多工分，爷爷忙完地里的活就赶去“上河”，村里要人工开凿浇地用的河沟，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机器可以用的，只能单凭人力用铁铲和推车一斗一斗往外运。村里年轻力壮的都得去干，干了活便可以记“工时”，然后就可以兑换粮食。

　　每次“上河”回来，爷爷总会先蹲在枣树根旁抽袋烟，一口一口嘬着，眯起眼，看着远处，一言不发。爷爷在想什么呢？

　　听奶奶讲起这些老话的时候，我纳闷爷爷为什么非要留在家里种地？他老人家识字，可以经商、可以教书，哪个也比种地强。但我进门看到墙上那张优秀党员的荣誉证书时，我理解了爷爷的选择。农村需要建设，日子越苦，党员越要带头吃苦，苦尽甘来。

　　到了父亲这辈，日子过得好了些。兄妹六个，父亲最小，哥哥姐姐早辍了学，干活补贴家用供着父亲读书。中考成绩出来，父亲兴高采烈回家，怕是一刻等不及的要告诉爷爷他考了全校第二名。按照那时候的政策，中考结束后有两条路可选，成绩达标的可以去读高中，参加高考，继续深造。也可以选读师范，学成毕业后直接分配成为一名教师。大学生是体面的，毕竟那个时候，一个村也出不了几个大学生。父亲爱惜他那分数，心里是想去读高中的，但他却没有急于表态。饭后，爷爷找到站在树下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人民教师是光荣的，国家需要优秀的教师去培养更多的人才。”

　　那年秋天，邻里们都知道我家枣树长得壮，结枣又好吃，纷纷来我家借枝儿回去嫁接。也是那个时候，父亲走上了教书育人的三尺讲台，至今三十载，从未后悔。枣树在村子里开枝散叶，父亲也已桃李满园，家里那一张张的毕业大合照是他最好的勋章。

　　到了我这辈，日子就好过多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早就不再担心温饱问题，靠着父母那份工资，生活也不曾为难过我。这让我有了一个多彩且少有忧虑的童年。小的时候，回老家总喜欢跑到枣树下玩泥巴，那里有好多乐趣，比如甲壳虫，小蚯蚓，还有不知名的小野花。偶尔父亲也会在一旁看着。记得有次他突然问我“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举起手里的铲子，若有所思，“我还没想好”。这个答案，我想了十几年，直到出了高考成绩，我拿着我的成绩单去找父亲，郑重其事的说“我想去学法律，你们那个年代文盲是可怕的，如今的年代，法盲像当初的文盲一样可怕。我不光要自己学，还要教给更多人。”说完，我恍然大悟，这应该也是父亲的初衷。

　　如今，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父亲也已年近半百，时光的痕迹在他们身上印刻的太过明显。上次回老家，爷爷拄着拐杖，正坐在树下乘凉。我远远的喊了他一声，他没有回头，我走近些，扯着嗓子叫了一声爷爷，过了半晌他才缓缓抬起头，眼睛愣愣的看着我，好像还没有认出我是谁。“这是您孙女啊，您都不记得啦”，父亲也跟了过去。爷爷看了看爸爸，又看了看我，接着憨憨的笑了，或许是记起了吧。

　　我安静的坐在他俩旁边，向上望去，这树在风雨飘摇中愈发壮实繁茂了，他守望着这个院子，这院子也陪伴着他。像是七十年里的中国，用一代代人的初心筑牢，又守护了代代人的初心。

　　一年的秋天又到了，树上早已挂满了枣子，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