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与回应：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模式重塑

　　邱新华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程序公开、实践商谈和程序正义等理论的价值要求，提出建立以“展示”与“回应”为核心理念的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模式，明确必须要说理的六大要素，制定文书说理的刚性范式，并通过设置说理指数对说理度进行量化评估，为规塑民事裁判文书的新面孔起到良好的指导和保障作用。

　　【关键词】说理要素  范式分析  说理指数  实践商谈

　　一、理论分析：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模式理论溯源

　　（一）程序公开理论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一个诉讼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的实体过程是不公开的，仅仅在且只在裁判文书中有所体现。因而，裁判文书作为公共产品，基于其本身的价值功能，理所应当成为全面反映诉讼过程和裁判过程的载体，同时实现程序公开的价值要求。正如边沁所言，“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公开是正义的灵魂。它是对努力工作最有力的鞭策，是对不当行为最有效的抵制。”裁判文书公开是诉讼公开和裁判公开的基本依托和载体，不仅要通过网上公开裁判文书等途径实现形式公开，最重要的是要在裁判文书中全面反映诉讼和裁判过程。特别是公开法官被说服的过程，包括公开各种影响法官的心证的主、客观因素———常识、经验、演绎、推理、反证…，表明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的自由裁量受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约束，从而使裁判获得正当性。[1]

　　（二）实践商谈理论

　　法律是一种具有特定情境下最大公约数性质的规定，并要求得到普遍地适用。[2]因此，法律本身必然体现开放性的特征，往往需要被解释、说明和填充，才能形成可以适用的规则，即判决赖以成立的大前提。这必须是一个商谈的过程，或者是一个相互说服的过程，只有经过商谈所得到的结果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对司法判决而言，法院判决不仅是给个结果，而且通过司法审判的过程，给社会一个公正，让大众信服法院和法官，信服的根本就是裁判文书的说理。因此，现代文明社会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至少包括程序的参与性、裁判者的中立性、诉讼机会的对等性、裁判结果的合理性、程序的及时性等要求。[3]这些理论都印证了德国哲学大师哈贝马斯的精辟的论述：对话是人与人之间以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为，其核心在于让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和压制性的交往，形成共识，提高交往构造的合理化程度。这一理论逐渐成为协商性司法的重要内核。

　　（三）程序正义理论

　　查士丁尼认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4]谷口安平认为，“因为已经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的审理，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失去了客观的依据而只能接受。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的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如果法院在制度性的正当程序方面得到了公众的信赖，自己的决定也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威。”[5]在英美法系中，基于“正义先于真实”、“程序先于权利”基本论述衍生出来的发言权效应、尊重效应、过程效应等理论，已经成为程序正义研究的经典范式。[6]笔者认为，诉讼活动（听讼）与裁判文书（判决）合二为一，应呈现完整对话模式所应具备的要素，裁判文书说理必须涵盖“诉求之客观全面展现”与“疑问之准确合理回应”两方面内容，才能传递程序正义和裁判文书的价值。由此，以“展示”与“回应”为核心的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模式应需而生。

　　二、要素分析：“展示”与“回应”说理模式应必备的要素

　　（一）展示

　　1.展示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诉求

　　法官作为听讼者，必须要清楚了解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诉求，并在裁判中一一给予回应。全面客观地归纳出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观点，是一项重要且有一定难度的工作。首先，裁判文书能否全面概括和回应当事人诉求，是法官能否通过逻辑论证推导出裁判结果的基础。其次，案件事实和各方观点的呈现往往是一个逐渐深入的动态过程。第三，全面客观记述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诉求之所以成为裁判说理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但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基础，更是当事人特别关注的内容。笔者认为，如果将审判过程和裁判说理所展现的场景合二为一，就是法官与当事人面对面听讼释法的场景。审判过程注重于倾听，裁判文书注重于回应和判断。如果缺少对当事人的基本回应，既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也为不能服判息诉埋下隐患。

　　2.展示影响案件判决的争议焦点

　　争议焦点也被称为案件的争议点、争执点，是纠纷争议的具体事项。争议焦点一旦形成，即代表案件审理重点得以明确，各方当事人也就找准了攻击和防御的方向，是案件得以成功审理的关键环节。因此，准确全面归纳争议焦点也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争议焦点作为案件争议的集中点，应是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的集中体现。归纳好争议焦点，法官首先要对各方当事人的基本诉求、理由主张了然于胸，其次对当事人诉辩所涉及的实体法律规范要清晰明了，再次是在每个诉讼环节都及时固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主张，既做到有的放矢，又避免遗漏争议焦点。[7]

　　3.展示裁判结果与社会情理的契合度

　　情理，表示人情与道理，从法律意义来说，表示案情和事理。情理自古就是中国法律的天然属性。无论是先秦思想家“法顺人情”的论断，还是沈家本“不能舍情而别为他法”的总结，都透露出“情理”与法律的关联。美国法官波斯纳也认为，“对法官来说最好是将他们的工作理解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努力获得特定环境中最合乎情理的结果。”[8]此处之情理是法官的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都应该符合公序良俗，符合社会大众的一般性思维。这就要求法官在进行裁判说理时，当通过法律推理得出结论之后，有必要将案件事实和法律判决置于道德、情理等法律外因素中检视，在法律原则和社会认知之间寻找平衡。如果寻求不到这种平衡，即使裁判说理看起来很充分，法律适用也不存在问题，但社会公众都会认为这是歪理。

　　（二）回应

　　1.回应当事人对证据认定的疑惑

　　诉讼过程既然是场景化的对话模式，法官就难免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多声音折射着案件事实的客观片段，也有很多声音是与事实无关的干扰因素。既然存在取舍，就必然出现一种局面：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被依法认定，成为判决结论的主要依据；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却被排除，极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既是事关诉讼输赢，裁判文书必须将其作为说理重点。首先，要明确依法查明的事实。即要说明哪些是各方共认的事实，哪些是依法认定的事实，哪些是没有认定的事实，哪些是与案情无关的事实。其次，要阐明认定事实的具体理由。对当事人主张事实为什么认定、为什么不认定、为什么无关案情，都要将证据采纳与事实认定一一对应，最大程度体现事实认定的正当性。第三，必须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是否采信做出合法、合理、合情的解释，从而证明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2.回应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疑惑

　　在法律推理的“三段论”中，认定了案件事实这个小前提之后，只有再确定法律规范这个大前提，才能得出裁判结论。成文法律规范是定型化规则，具有抽象性、概括性，而现实个案却是各式各样。裁判文书必须对适用的法律规范是什么、为何适用这个法律规范而不是其他、如何适用该规范阐明具体理由。一般来讲，对适用法律进行说理要特别注意三种情况：一是当法律规范本身概念不清晰，通过字面意思来进行解读存在困难，法官通过目的解释或者体系解

　　释才能适用该条文时，必须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加以解释。二是按照认定的法律事实查找法律时，发现存在多个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且分别指向不用裁判结果，无论法官适用了哪一法律规范，都必须详细说明适用该规范的理由，并说明不适用其他规范的理由。三是适用个案的法律规范并不存在，法官只能依靠解读法理、遵循法律原则或采用“类案处理”方法进行裁判时，同样需要增加说理的分量。

　　3.回应当事人对自由裁量的疑惑

　　从社会文明来看，裁判文书不予说理是野蛮，体现典型的人治；简单说理反映出法制不健全，社会相对进步；充分说理体现法治程度较高，社会比较文明。[9]笔者认为，不管是从裁判说理的层级来讲，还是从当事人对于裁判理由的需求考虑，阐明自由裁量理由属于充分说理的范畴，是对法官较高层次的要求。当然，对自由裁量进行说理的必要性还要结合社会因素考量。我国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法律制度本身具有很多空白和漏洞，法律规范中存在大量过于原则的笼统表述。法律的漏洞、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和“松紧带”式法律条文，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裁判文书必须将自由裁量说理作为必备内容，通过对法律适用和法官心证的阐释，展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理由。这既可以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限制，限制法官恣意枉法的自由性，又可以消除当事人对自由裁量的疑问，提升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

　　三、范式分析：基于“展示”和“回应”的设计

　　总结分析我国近年来优秀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模式，笔者构建“归纳诉辩请求→确定争议焦点→证据采信→认定事实→确定解释拟适用法律规范→涵摄推理→判决结论”的裁判文书撰写模式，并提出以下说理范式：

　　一、原告诉称

　　1.原告的诉讼请求

　　2.原告主张的事实

　　3.原告提交的证据

　　二、被告辩称

　　1.被告的辩诉请求

　　2.被告主张的事实

　　3.被告提交的证据

　　三、第三人辩称

　　（前三部分主要记述诉讼参加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并列明证据。诉讼请求、事实主张、证据材料既包括通过各种文书反映的内容，也包括在诉讼活动中口头表示的内容）

　　四、本案争议焦点：一、二、三……

　　1.对于争议焦点一

　　（1）原告及被告对设置争议焦点一的态度（认可、不认可、忽视）

　　（2）原告针对争议焦点一提交证据：一、二、三；原告对以上证据的解释（能够证明何种事实）

　　（3）针对原告在焦点一提交的证据，被告的态度（认可、不认可、忽视）；被告对此提交的证据一、二、三

　　（4）原告对被告所提交证据的态度（认可、不认可、忽视）；原告基于此提出的抗辩

　　（5）被告对原告上述抗辩的再抗辩……（争议焦点二、三遵循以上范式）

　　五、本院认为

　　1.关于争议焦点一

　　（1）对当事人针对争议焦点一设置问题进行回应

　　（2）基于××理由，××证据予以采信

　　（3）基于××理由，××证据不予采信

　　（4）××证据证明了争议焦点一所反映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二、三的证据采信说理遵循以上范式）

　　六、经审理查明

　　1.基于××理由，××事实与案情无关并予以排除

　　2.××事实因无争议、自明或当事人互认等原因予以确认

　　3.依法认定的所有争议焦点所涉及的××事实

　　七、法律适用

　　1.全文引述拟适用法律规则的全文

　　2.对拟适用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进行阐明

　　3.将依法认定的法律事实涵射到该法律规范（阐明法律事实具备法律规定构成要件的全部要求）

　　以上说理范式围绕当事人诉辩对抗的展开逐个确定有争议的事实，并注重对证据采信和认定事实的逻辑关系做进一步说明，可以清晰呈现诉求主张、证据采信、认定事实、法律规范和判决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出判决结论是从法律规范、认定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非法官主观臆断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增强裁判文书说理的范式要求。

　　四、评估分析：构建裁判文书说理指数评估机制

　　（一）设置说理指数是前提

　　笔者认为，结合本文所归纳的说理要素和提出的说理范式，并参照相关指数的计算依据，设置裁判文书说理指数完全可行。

　　裁判文书说理指数＝归纳诉辩请求指数×A%+ 归纳争议焦点指数×B%+ 回应当事人诉辩指数×C%+ 证据采信指数×D%+ 事实与证据关联性指数×E%+ 法律规范解释指数×F%+法律推理指数×G%

　　其中，归纳诉讼请求指数主要反映判决书归纳当事人诉辩请求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归纳争议焦点指数反映所归纳争议焦点的准确性和周全性；回应当事人诉辩指数反映裁判文书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辩请求的回应程度；证据采信指数反映裁判文书对证据采信或不采信进行说理的透彻性和全面性；事实与证据关联性指数反映裁判文书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是否清晰指明关联性证据；法律规范解释指数反映是否列明拟适用法律规范原文，以及对该法律规范进行解释的程度；法律推理指数反映对认定事实涵射到法律规范这一论证过程说理的准确性和透彻性。A、B、C、D、E、F、G 分别表示归纳诉辩请求指数、归纳争议焦点指数、回应当事人诉辩指数、证据采信指数、事实与证据关联性指数、法律规范解释指数和法律推理指数在裁判文书说理中所占的权数，权重大小取决于司法机关所要实现的说理目标，所有指数之和为100%。

　　（二）纳入考核范围是根本

　　考核是制度落实最有效的助推剂。将裁判文书说理考核作为审判质量考核的一个项目，把该考核项目纳入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法院对法官的考核范围，同时纳入审判管理办公室对裁判文书评查的范围，加重裁判文书说理在评价优秀裁判文书中的权重。具体实施方法是：不管是法院对法院的考核，还是法院对法官的考核，按照一定时期结案数的百分比随机抽取裁判文书。通过对选取样本进行评估，计算出一个法院或者法官的裁判文书说理指数。

　　（三）实现无选择公开是保障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各级法院都进行了一些探索，相继建立了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但不可否认，很多法院公开的裁判文书存在选择性，远远没有达到实质性公开的要求。即便如此，经过法院内部选择并在网络公开的裁判文书漏洞百出的案例仍不断曝出。裁判文书无选择公开看似给法院和法官造成很大压力，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无选择的公开既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的本质需求，也能够增强司法裁判的透明度，方便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阳光司法”所产生的压力会“强迫”法官提升裁判文书撰写的心理内设标准，其积极作用最终在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程度上得到体现。

　　（本文作者：邱新华，系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四级高级法官，联系电话1358349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