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之一—韩郡来降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赵孝成王四年即公元前262年），对战国七雄来说是个很普通的年份。在这一年，各国间的战与和的故事仍在不断上演，而且并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这一年是“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但这一年发生的一件小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却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函谷关以西的强秦仍在不断地出关蚕食山东六国，这一次被攻击的是与之相邻的韩国。秦军在五大夫贲的率领下，一年之内下韩十城，其中便包括因无力支撑而降秦的野王（今河南沁阳）。

　　野王的降秦之直接导致了一个问题——临赵的韩国边郡上党失去了与国家的联系，被完全孤立。

　　无论何时对心系中央政府的边塞民众来说，失去和中央政权的联系即意味着陷入困境，不仅是地理上的和军事上的，更包括心理上的。地理上的联系被切断使得军事上的援助和补充成为空谈，而心理上的孤立更会很容易使人产生疏离感。当然，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这是自立或投敌的一个契机。无数分裂局面的造成无不与这种孤立和自立有关。孤立是前提，自立或投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当时在韩上党却发生了另外的一幕，他们的郡守竟然决定帅民众投降第三国。既没有选择坚守待援或自立，也没有选择投向进攻者，说明当时的郡守冯亭的想法还是很出人意料。

　　冯亭决定降赵的理由也很充分：“通向国都的道路被断，韩国想继续统治我们已经不现实。秦军在一天天逼近，韩国没有能力打退秦的进攻。我们不如将上党归赵，赵国如果接受我们，便会惹恼秦国。秦国必然会攻打赵国。赵国被攻击，必然会和韩国联合，两个国家一起对抗秦国，就可以抵挡秦国的进攻”，这就是所谓的“嫁祸于人”。韩国与秦国间的战争，会因韩国上党这块地方而将赵国拉进来。

　　这种计策（当然在当时可能这也未必是计策），在后来不断被使用。在《三国演义》中，关羽被孙权杀死后，首级被送到了许昌，东吴欲将蜀国的愤怒引到本来毫不相关的魏国，曹操识别了吴国的这一阴谋，以沉香木为躯配关羽首级，并在漳河边以王侯之礼厚葬关羽，使蜀主刘备的愤怒完全发向了东吴，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冯亭在当时有无这样的想法已不可知，但客观上却很容易起到“拉赵下水”的效果。当然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赵国接纳上党，如果赵国不予接纳，那自是无事。于是赵国是否会与秦国结怨和引起秦国的进攻，完全取决于自己对冯亭献上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