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读】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坐标

　　作者：张永健  程金华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

　　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张永健研究员与法律实证研究数据中心程金华执行长在《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坐标》一文中，界定了法律实证研究的基本内涵，并系统区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异同，重点利用研究主题和分析方法两个杠杆，对法律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进行坐标定位。该文的由以下部分构成：

　　法律实证研究，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和“法”有关的各种事实，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都是了解和说明真实世界的实证方法，但仍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在所需资料的形态上，定量法律实证研究使用数量化的资料（数据）作为分析素材，定性法律实证研究则使用非数量化的资料作为分析素材。在资料获取方式上，纯定性研究更多借由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如访谈、参与观察、蹲点，来获得非数量化的资料；而纯定量研究需要将语言或文字透过精确的编码过程转变成一连串变量，并分析变量间的关系，以探究现象背后的相关性或因果关系。在学术努力方向上，定性研究更强调知识的深度，定量研究更强调知识的广度。定性访谈是一门专业，不但有独特的伦理问题，也有谈判或访问技巧。量化法律实证研究重点是洞见，而不是技术。重要的是问一个与法律有关、能够量化进而研究的问题，并且使用精确的数据去描述，再求推论。

　　针对法律以及其他社会领域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用两个主要杠杆进行区分：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中，大体有两种分析方法：关心“应该是什么”的规范分析和关心“是什么”的实然分析。将法学及其周边的社会科学依照研究主题和分析方法的不同，区分四大区块，如表1：

　　采用法律实证研究取径的文章，提出实然的假说，并以资料检验假说；相对应，采用实然而不实证的研究取径者，通常套用既有的基础理论，应用到新的或更具体的情境。法教义学的规范论述，往往必须奠基在实然分析之上。实证研究可以放置于法教义学的论述框架中，成为有实然分析基础的规范分析。

　　社科法学（又称“法律+X”）指的是研究主题为法，并结合至少一种社会科学范式，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进行实然分析。以研究主题和分析方法为杠杆，对法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做一个类型划分如表2：

　　法律实证研究和社科法学是相互交叉但不完全相互包含的两种研究类型，是“亲戚”关系。对“非实证的实然社科法学”和“实证社科法学”做进一步划分如表3：

　　法经济学研究部分与量化法律实证研究重合。有一些法经济学研究是以数理模型为主，使用数学模型，在一些数理假设下，推导出一些非常具体、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结论，不一定有、甚至经常没有数据支持。量化法律实证研究不是法经济学的专利，而法经济学者也有人不做法律实证研究。实证法经济学的路数通常是：先有一个行为假设，通常是人乃理性自利；某个情境当中因为成本和效益发生变化，理论预测行为会产生变化，运用数据估计行为是否真正产生变化，以及变化幅度几何。行为法经济学和法经济学是直接竞争的社科法学门派，两者研究范畴相同，行为假设不同。法经济学强调人是理性自利，在有限的信息下，追求最可能达成自己利益的目标。行为法经济学强调人的有些偏见或捷思可以被预测，人因为快思、慢想的双重结构，会作出某些固定态样的错误。法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法的社会学分析，是欧陆传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常见路径是从一些理论大家出发，建构法律的社会（学）理论，重视理论的宏大叙述，较少用定性或量化的实证研究去证明或证伪。另一种通常被称为“法律与社会”研究，重视法律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定性方法，寻找书本中法律与行动中法律的事实差异，并提出一个理论予以解释。

　　法律实证研究有两种形态：实证法学、实证社科法学。实证社科法学以法律现象的实证分析为手段，检验的是社科法学的命题，甚至纯粹是社会科学的理论。相反，实证法学只研究法律相关的事实问题，响应与法制度之运行相关之宣称或假设，或描述法制度之运行，与法学以外的问题或者知识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法律实证研究有四种法学作用：1.作为规范论证的实然基础；2.衡量法律的实效；3.描述法律论证与法律现象；4.发掘法制度相关行动者（如法官、律师）的行为模式。法学的应然论述包括三个元素：（1）A是好的；（2）采取B可以达到A；（3）应该采取B。量化法律实证研究关心实然推论（2），也就是到底手段能否达成目的。法律实证研究可以再事后检验立法者或法官所想要达成的效果是否出现，以及是否有出人意料的结果。本身没有发现因果关系的法律实证研究，无法直接用作规范论证的基础。超越描述统计的法律实证研究，有时只能发现相关性。有时法实证研究不是在检验法律的效果，因为可观察的结果可能是人而非制度造成。

　　法律实证研究对于中文学界是新鲜事物，经过努力，目前已经“站起来了”，但还面临诸多制约。相当一部分作品还存在以下技术问题：研究选题的乏味、理论应用的乏力、量化数据的不足和统计操作随意。但法律实证研究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编辑：冯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