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学标准:辨认、控制能力的认定
面对专业性极强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书,法官不能放弃司法审查责任。[41]问题在于,刑法学界仅是一般性地论述辨认、控制能力的认定,而没有像司法精神病学界那样积极讨论如何具体认定精神病人的辨认、控制能力,这容易导致法官面对鉴定意见无从下手。既然责任能力的认定属于刑法学问题,刑法学界就必须提供精神病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具体判断方案。唯有如此,才能一面给侦查人员就辨认、控制问题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一面便于法官独立判断精神病人的辨认、控制能力。
(一)基本思路
行为人的辨认、控制能力如何首先是或者说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无法从责任主义的抽象原理(如相对的自由意志)或者责任能力的具体理论(如规范责任论)中演绎出精神病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具体判断方案。如果辨认、控制能力的认定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则依据司法鉴定实务经验,总结精神病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刑法学判断方案,[42]就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对于辨认、控制能力的判断,司法鉴定实务的做法是,有针对性地设置一些指标,然后依据相关指标情况判断精神病人的辨认、控制能力。关于具体指标的设置以及相关指标的功能,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做法。一是以司法部《评定指南》为代表,设置的指标较多,对相关指标的功能不予明确。司法部《评定指南》主张根据以下18个指标评估精神病人辨认、控制能力损害的程度:作案动机、作案前先兆、作案的诱因、作案时间选择性、地点选择性、对象选择性、工具选择性、作案当时情绪反应、作案后逃避责任、审讯或检查时对犯罪事实掩盖、审讯或检查时有无伪装、对作案行为的罪错性认识、对作案后果的估计、生活自理能力、工作或学习能力、自知力、现实检验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至于这些指标是对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产生影响,还是对控制能力产生影响,《评定指南》未予细分。《评定指南》还将上述18个指标编制成《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对每一指标再细分各种情形,对每一情形赋予一定分值,据此对精神病人进行测评,总分在15分以下(含15分)为无责任能力;总分在16-36分之间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总分在37分以上(含37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43]
另一种做法是以北京市《指导标准》为代表,设置的指标相对较少,并明确相关指标的功能。与司法部《评定指南》设置了18个指标不同,北京市《指导标准》只设置了8个指标,其中,以行为动机的种类、行为目的是否现实、是否理解行为性质与意义、能否预期行为后果、是否理解自身在案件中的作用这5个指标,判断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情况;以选择作案对象、时间、地点、作案工具的能力、依据环境采取相应行为的能力、行为过程中自我保护的能力这3个指标,判断行为人的, 控制能力情况。
对于上述两种做法,本文认为,首先,就任务而言,应当明确区分判断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的指标与检验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情况的指标。司法部《评定指南》中的一些指标,例如生活自理能力、工作或学习能力等指标,与其说是检验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的指标,还不如说是检验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的指标。其次,对于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是做一体化判断,还是各自进行独立判断,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日本,一般认为,区分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是极为困难的,在具体案件中区分二者也没有什么实益,故主流的看法是对二者不作区分、进行一体化判断。[44]本文不赞成这一见解。一方面,控制能力的判断的确较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找不到独立判断控制能力的方法。另一方面,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平等地影响行为人的责任能力。从明确性出发,如果认定精神病人为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就应明确指出精神病人是因为辨认能力方面出现问题,还是因为控制能力方面出现问题,导致其责任能力如此。因此,还是对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各自进行独立判断为妥。最后,就辨认、控制能力的判断,设置的指标不宜过多,因为指标越多越不利于实务具体操作。在这一点上,北京市《指导标准》的做法值得称道。下面,借鉴司法鉴定实务的做法,重点讨论判断精神病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具体指标设置问题。
(二)辨认能力的指标设置
在辨认能力中,要求行为人有能力辨认什么,或者说对什么有能力加以辨认,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合理设置辨认能力的判断指标。
一般认为,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后果的分辨识别能力,即行为人有能力认识自己的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45]这一理解是合理的。从规范责任论的角度看,只有行为人能够识别行为是否合乎法规范,才有按照法规范的要求行事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能力知晓自己的行为违反法规范,自然就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对因此违反法规范的行为就难以进行刑法非难。因此,辨认能力要求行为人具有辨认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是非对错的能力。既然行为人能否辨认行为性质是辨认能力的核心要素,则能否辨认行为性质就应成为判断辨认能力情况的首要指标。在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状态检查时,鉴定人员会面对面与精神病人展开对话,向其询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这样做对不对?”在侦查活动中,警察通常也会向犯罪嫌疑人讯问这些问题。之所以问这些问题,就是要确认行为人是否有能力知晓行为的性质。如果精神病人对行为性质理解准确,则可认定其辨认能力正常;如果精神病人对行为性质一知半解、理解含糊,则可认定其辨认能力受损;如果精神病人根本不知行为性质,则可认定丧失辨认能力。
精神病人是否有能力知晓行为的刑法性质,查明这一点其实很困难,在精神病人不配合鉴定人员进行精神检查时尤为如此。为了提高判断结论的可靠性,可以增设是否知晓行为后果这一辅助指标。一方面,辨认能力的定义原本就要求行为人有能力辨认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行为性质虽然并不取决于行为后果,但是,只要精神病人知晓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何种后果,通常就能认定其已知晓行为性质——虽然这种逆向推理并非总能成立(如精神病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致人死亡,但其可能认为是在正当防卫),但至少给判断精神病人能否辨认行为性质多了一条判断路径。因此,是否知晓行为后果应当成为判断辨认能力的第二个指标。
辨认能力的刑法学定义并不涉及对动机的认识问题。正如故意犯罪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有故意一样,辨认能力是辨认客观事项的能力,只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性质、行为后果有辨认的能力,而不要求行为人辨认自己的动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动机的认识对于判断辨认能力情况毫无益处。恰恰相反,在鉴定实务上,鉴定人员极为重视作案动机问题。在总结1983~1987年北京安定医院司法鉴定科所鉴定的931例精神病人刑事案件的基础上,田祖恩教授于1988年率先提出,精神病人的犯罪动机[46](行为推动力)可归纳为以下四类:①现实动机,动机产生于现实冲突或需要,目的现实,与所患精神病并无明显的直接联系;②病理动机,多产生于妄想或幻觉等认知障碍,目的缺乏现实性,行为直接为精神症状所支配;③混合动机,兼有病理与现实两重成分。行为的发生一般多在病理性基础上,由现实矛盾或冲突所引起;④不明动机,行为的产生并无意识性的动机和目的(如意识障碍),或者无法查明具体的动机和目的(如精神错乱状态)。[47]在上述四类动机中,现实动机为正常动机,其他三个动机为异常动机,只产生于精神病人或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田祖恩教授认为,犯罪动机与责任能力认定的关系为:①现实动机中存在辨认或者控制障碍的,属于限制责任能力,极少数人无责任能力,其余为完全责任能力;②病理动机作案者辨认能力完全丧失,无责任能力;③混合动机者虽有病理基础,却为现实冲突所诱发,控制能力不完全,为与纯病理动机相区别,应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④不明动机者属于无责任能力,因为有的存在辨认障碍,如癫痫性朦胧状态,过后不能回忆,有的属于控制障碍,如急性精神错乱状态,行为无目的。[48]
虽有不赞成声音,[49]但动机论已被司法精神学界广泛接受并在实务中得到普遍应用。在鉴定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时,鉴定人员都会仔细了解精神病人的作案动机,将其作为评定精神病人责任能力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在每一份鉴定意见书中都有重笔描述。[50]
本文对动机论持肯定态度。若能查清精神病人的作案动机,无疑有助于判断其辨认能力情况。这是因为,对犯罪动机的认识其实是行为人对自己为何要作案的认识,“因为……,所以我要采取……行动”这一认识在本质上是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精神病人对作案动机的认识越清晰,意味着其认识因果的能力就越强,故其辨认能力就越高。动机论在其他国家也是得到承认的。如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在法庭上的首要职责是做好精神病学工作,如提供医学资料,发表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与其动机的意见,详细解释作出责任能力结论的理由。[51]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行为人是否属于心神丧失或者心神耗弱,判例是结合病历、犯罪当时的病状、犯罪前的生活状态、犯罪的动机与样态、犯罪后的行为、犯罪以后的病状等,通过综合考察加以判断的。[52]可见,在日本,犯罪动机也是判断行为人责任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判断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有多项指标,并非只有动机一项,在评定责任能力时既不宜轻率否定动机,也不宜过分强调动机。
作为辨认能力的判断指标,在是否知晓行为性质、是否知晓行为后果与犯罪动机情况三者之中,就考察顺序而言,应当首先考察犯罪动机情况,然后再考察行为人对行为性质与后果的认识情况。这是因为,其一,如果行为人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作案(动机),其基本就能认识行为性质与后果,通常就能肯定其辨认能力正常。其二,如果行为人的动机是极度异常的病理动机,即便行为人能够认识行为性质与后果,也应认定其丧失辨认能力。完全可能存在行为人出于病理动机但对行为性质、后果存在认识的情形,如行为人精神分裂症处于发病期,觉得自己时刻处于外星人的监控之中,外星人在其耳边不停地下命令“砸毁邻居的汽车”,为让外星人的声音停止,行为人便去砸车的,对于砸车的性质与后果,行为人是知晓的,但为什么要砸车,行为人完全是基于幻觉、幻听的病理性认识而产生砸车动机的。此时,优先判断动机情况,可快速得出行为人辨认能力如何的结论。因此,在判断辨认能力时,首先应当考察行为人的动机情况,然后依次考察是否知晓行为性质与行为后果。
就实务来看,北京市《指导标准》共设立了五项指标衡量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其中就包含本文所主张的动机、行为性质、行为后果这三项指标。根据北京市《指导标准》,如果精神病人有明确的现实动机,明确违法行为的目的,理解违法行为的性质和法律意义,能够预期违法行为的后果,理解自身在违法行为中的作用,即认定辨认能力完整;如果精神症状对上述任何一个指标构成影响,如犯罪动机既有一定的现实性,又受精神病态的影响,则属于辨认能力受损,应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如果受精神症状的影响,作案动机为病理性,为精神症状的直接后果,或者受精神症状的影响,违法行为的目的荒谬离奇,脱离现实,或者病态地理解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在法律上的意义,或者完全不能预见或理解违法行为的后果的,属于辨认能力丧失,应认定为无责任能力。本文对北京市《指导标准》的做法基本持肯定意见,但须指出的是,其一,在精神病人案件中,目的与动机未必能够进行合理区分,将二者合并可能更为合适;其二,“理解自身在违法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指标并无必要,因为只要行为人知晓动机、理解性质、明白后果,即可得出辨认能力完整的结论。
司法部《评定指南》对以动机、行为性质、行为后果这三项指标衡量精神病人辨认能力的做法,同样持肯定态度。在界定辨认能力的概念时,《评定指南》指出,辨认能力具体地说是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是否意识其行为的动机、要达到的目的,为达到目的而准备或采取的手段,是否预见行为的后果、是否理解犯罪性质以及在法律上的意义等。可见,《评定指南》同样认为,动机、行为性质、行为后果对判断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而言极为重要。
综上,本文主张,司法人员可从三个方面判断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情况:一是精神病人的动机、目的是否荒谬离奇并脱离现实,二是精神病人是否曲解了危害行为的违法性质,三是精神病人对危害后果是否缺乏认识。[53]
(三)控制能力的指标设置
如何设置控制能力的判断指标,与控制能力是“控制什么的能力”这一问题相关。控制能力是指精神病人有控制自己打消犯罪念头的能力(意思决定能力),还是指有控制不法行为本身的能力(行为控制能力)?从规范责任论出发,精神病人有能力打消实施不法行为的邪念时,就应形成反对动机,响应规范的号召形成正念;若其没有打消邪念,竟按邪念实施不法行为,就是值得非难的。因此,控制能力的核心是运用意志力打消邪念、形成正念的意思决定能力。
《韩国刑法》第10条将丧失控制能力表述为“没有决定意思的能力”,这清楚地表明控制能力是一种出现犯罪念头时对此说“不”的意思决定能力。司法部《评定指南》将控制能力界定为指行为人具备选择自己实施或不实施为刑法所禁止、所制裁的行为的能力,即具备决定自己是否以行为触犯刑法的能力。这也表明控制能力是指意思决定能力。处于抑郁状态的重度抑郁者有预谋地扩大性自杀(重度抑郁者为了免除亲人在世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常有预谋地将亲人杀死,然后自杀。这又被称为“怜悯性杀亲”),其知道杀人是违法的,且极为周密地实施杀人行为,但仍被评定为无责任能力,就是因为重度抑郁使行为人丧失了对杀亲说“不”的意思决定能力(丧失控制能力)。
就现实而言,目前的医学、心理学技术还不能准确测定人们的行为控制能力,“鉴定人很难回答被鉴定人到底是不能、还是未加‘控制’,以及他们是如何不能或者未加‘控制’,这几乎总是凭借鉴定人的主观判断。”[54]出现这一局面是因为,在出现实施不法行为的邪念时,正邪两念是如何搏斗的,精神病人是否有能力抑制邪念,难以直观观察,故从正面判断精神病人是否具有控制能力是极为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判断控制能力的其他方法。虽然难以直接观察意思决定过程,但是精神病人在邪念支配下的整个作案过程是可以被观察的,这对于判断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情况具有重要价值。打消邪念(意思决定能力)与按照邪念行事(行为控制能力)虽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念念相续,联系紧密,故要准确判断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较为务实的方案是,通过分析精神病人在作案过程中的举止(对不法行为的控制能力)是否正常,来判断其控制能力情况。
由于精神病症的作用,精神病人的认识、情感与决策系统不能像常人那样正常发挥机能,以致精神病人的行为举止与常人的行为举止有所不同,由此可以推出两条结论:其一,如果在作案过程中精神病人的行为举止正常,整个作案过程与常人作案相比没有异常之处,通常可表明对其所实施的不法行为,精神病人具有常人的控制能力。其二,如果在作案过程中,精神病人的行为举止与常人作案相比存在异常之处,只要这些异常之处不是精神病人刻意而为的,就能表明其控制能力与常人不同,应进一步根据作案过程中具体细节的异常性大小,认定其控制能力是受损还是已经丧失。
那么,精神病人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异常呢?司法精神病学表明,精神病人病理冲动一旦出现就难以自制,如表现为在对作案对象、时间、地点上选择不严密,缺乏良好的自我保护能力。[55]这一经验结论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对121例精神病患者作案案件(研究组)与115例精神正常人(对照组)犯罪案件进行比较发现,精神病患者作案表现为缺乏自我保护性,事前缺乏计划和准备,手段以公开为主,事后无安排等,与对照组作案有明显的不同;其原因是在精神疾病导致意志能力受损、情绪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行为人的直接发泄使其对所用的手段不经选择,抑或是由于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已达到使其不能对作案手段进行选择的程度。[56]
因此,根据实务经验,可将行为选择能力、临场应对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设置为判断精神病人控制能力的指标。为了顺利完成犯罪,常人会选择合适的作案对象,挑选合理的作案时间、地点,事先准备好相应的作案工具,故对作案对象、时间、地点、工具是否具有选择性,能够反映行为人控制其行为的能力高低。常人为了顺利完成犯罪,一般不会盲目硬干,而是灵活机动,见机行事,现场应对能力如何也能反映行为人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高低。常人会创造各种条件或者寻找各种借口,试图逃避法律责任,自我保护能力如何同样也能反映行为人的控制能力情况。如果从精神病人的作案过程看,上述三项指标与常人无异,只要没有精神病学上例如抑郁导致精神病人难以抗拒不法念头的例外情形,就应认定其控制能力正常;如果任何一个指标出现异常甚至有不可思议之处,[57]则可表明精神病症已经影响到精神病人的举止,应认定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受损乃至丧失。
在司法部《评定指南》中,明确提及了行为选择能力(作案时间选择性、地点选择性、对象选择性、工具选择性)与自我保护能力(作案后逃避责任、审讯或检查时对犯罪事实掩盖、审讯或检查时有无伪装)这两项指标,没有提及临场应对能力这一指标(仅提到作案当时情绪反应)。但在北京市《指导标准》中,明确采用上述三指标认定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情况。根据北京市《指导标准》,在行为过程中,如果精神病人对作案对象、时间、地点、作案工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可依据周围环境采取相应的应对行为,能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则认定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完整;如果在行为过程中,精神病人缺乏对作案对象、时间、地点、作案工具的明确选择性,或者难以依据周围环境采取相应的应对行为,或者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则认定为控制能力受损;如果精神病人者受精神症状的影响,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启动和终止,则属于控制能力丧失。本文对此予以认同。
可以料想,有人会对上述判断方案提出质疑:很多常人犯罪,也可能存在一些异常之处;有些常人也是突发性犯罪,不存在行为选择性问题;一些常人犯罪,其临场应对能力也很差,甚至有荒唐、滑稽之处;有些常人也是公然犯罪,犯罪后并不逃离现场,而是坐等警察到来,对犯罪供认不讳,没有进行自我保护,故以行为选择能力、临场应对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这些指标判断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其科学性存疑。对于这些质疑,本文的回应是,目前的医学技术虽然已经相当发达,但是,精神医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处于描述性科学的阶段,精神病症与病因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完全、充分的揭示,这决定了只能从描述性的角度设置精神病人控制能力的判断指标。当前,试图完全以科学为根据设置相应指标,就技术而言是做不到的。当然,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在刑事案件中的进一步运用,如何优化判断精神病人辨认、控制能力的相关指标,这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四)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考察顺序
就责任能力的定义而言,当然是辨认能力在前,控制能力在后,不但课堂授课顺序如此,而且鉴定实务也是如此,仅在精神病人起码具有一定的辨认能力时,才需要进一步鉴定其控制能力情况;若精神病人丧失辨认能力,则可直接得出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无需再鉴定控制能力情况。
但是,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看,这一考察顺序并不理想。在行为人为精神病人时,所患精神病是否扭曲了行为人的辨认能力,这是难以直观、直接判断的。在实务上,往往是通过分析精神病人的交代,判断其是否具有正常的犯罪动机、是否认识行为性质、是否知晓行为后果,据此间接地判断其辨认能力情况,由此使得辨认能力的认定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如果在警察讯问阶段或者鉴定人员进行精神检查阶段,精神病人不予配合、不如实交代,就很难准确判断其辨认能力情况。与考察辨认能力相比,考察控制能力显然更为容易,因为控制能力的认定类似期待可能性的认定一样,可以通过作案举止纯客观地判断精神病人的行为选择能力、临场应对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与考察主观性内容相比,考察客观性内容出错的概率更低。从先客观、后主观的考察顺序出发,判断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宜先考察控制能力,后考察辨认能力。在司法实务上,有些法官就是颠倒考察顺序审查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的。司法访谈发现,法官是可以对被告人的责任能力作出简单分析的,例如在作案时是否进行了缜密的部署、作案时的手段运用、作案后的举止,通过这些可以初步判断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时是否具有常人的辨认、控制能力。[58]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优先重视控制能力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颠倒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考察顺序,并未颠覆辨认、控制能力理论本身。就现象学而言,的确是先有认知,然后才产生相应的情感与意志活动,故辨认能力是前提与基础,控制能力受辨认能力影响,这在心理学上有坚实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颠倒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考察顺序。在犯罪发生学上,尤其是在有预谋的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先产生犯罪意思,然后在犯意支配下实施犯罪行为,但在司法上认定犯罪时则颠倒了顺序,都是先考察客观行为、后考察主观心理。同样的道理,从提高判断效率、减少认定差错出发,亦可将辨认、控制能力的顺序颠倒,先考察控制能力,后考察辨认能力。
是否颠倒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考察顺序,不会改变责任能力的认定结论,故没有必要对颠倒考察顺序产生疑虑。其一,如果行为人丧失控制能力,则可得出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无需再讨论行为人的辨认能力问题,对此当无异议。其二,如果行为人控制能力完整,则需进一步考察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情况。如果行为人辨认能力丧失,[59]应认定为无责任能力;如果辨认能力受损,应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如果辨认能力完整,应认定为完全责任能力。其三,如果行为人控制能力受损,则需进一步考察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情况。如果辨认能力丧失,应认定为无责任能力。如果并未丧失辨认能力,此时不论辨认能力完整还是受损,均应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由上可见,责任能力的最终结论不受考察顺序的影响。尽管如此,与在考试中应先做容易的题目然后再做难题是最佳答题方式一样,认定责任能力时应先从容易判断的控制能力入手。
四、本文认定方案的实务检验
关于如何判断精神病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情况,上文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认定方案。下面,围绕相关案件,检验该方案能否顺利解决精神病人责任能力的认定问题。
(一)邱兴华故意杀人案
2006年7月14日,被告人邱兴华赶到道观铁瓦殿留宿。夜深后,邱兴华乘众人熟睡之际,持事先放在床下的弯刀到各寝室,依次向管理人员熊万成、宋道成、陈世秀等10人的头部各砍数刀。后邱兴华又找来斧头,再次向每人头部砍击,致该10人全部死亡。邱兴华又将熊万成的眼球、心、肺、脚筋等身体器官、组织剜出,将心、肺烹炒。天亮后,邱兴华从熊万成的房内搜出一黑色帆布包,将包内的722.2元钱清点拿走,并在一笔记本的末页上写下署名为“邱金发”的借据,放在铁瓦殿前空地上。又将道观内一只白公鸡杀掉,用食指蘸鸡血在一硬纸板的两面分别写上“古仙地不淫乱违者杀公元06”“圣不许将奸夫淫婆以、0六年六二十晚”的字样,放在正殿门口。后邱兴华放火点燃被害人陈世秀的寝室,将作案工具弯刀、斧头及小刀等物投入火中。在潜逃期间,邱兴华再次作案,在抢劫过程中致1人死亡、2人重伤。2006年10月19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二审前,邱兴华的妻子以及辩护律师均提出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因存在过于残忍、怪异现象,邱兴华杀人案引起了司法精神病学界、法学界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的泰斗杨德森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等5位法学教授均呼吁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然而,同年12月28日上午9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当庭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邱兴华随即被验明正身,于同日上午10时许,在一片争议中被押赴刑场枪决。
由于法院未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邱兴华是否为精神病人、是否患有某种精神病,从此再也不得而知了。但是,在精神病人责任能力的认定中,医学标准不具有独立性地位,法学标准才是判断责任能力的关键。因此,依据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对被告人的责任能力情况进行事后的理论复查,这是完全可能的。邱兴华案二审裁定书认为:
邱兴华在故意杀人犯罪前,向其表兄李如衣和表侄李相福流露了杀人的犯意,并将杀人时间选在铁瓦殿主持熊万成等人在殿内住宿的夜晚,说明其杀人是有预谋的。其在实施故意杀人犯罪中,选择了足以致人毙命的斧头、弯刀等凶器,逐一打击各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使10名被害人当即毙命,并对其特别痛恨的被害人熊万成的尸体,采取了挖眼、掏心等特别残忍的手段进行侮辱……杀人后,多次躲过公安机关的围捕,说明其是在有意识地逃避打击。在侦查、起诉阶段的多次讯问和一、二审法院审判中,其对杀人、抢劫的动机、原因、手段及现场情况均作了前后一致的供述,回答问题切题,思维清晰,无反常的精神表现。综上,足以证实上诉人邱兴华故意杀人、抢劫犯罪时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60]
据此可见,二审法院并未忽略或者故意回避邱兴华的责任能力问题,而是对邱兴华是否为精神病人以及辨认、控制能力如何进行了详细分析。
其一,邱兴华是否是精神病人。从二审法院的角度看,邱兴华归案后的供述前后一致,回答问题切题,思维清晰,无反常的精神表现,表明其并无精神病。法官虽然不是司法精神病专家,但是,通过判断归案后被告人的表现是否异常,大致可以推测被告人是否为精神病人。在未经任何治疗的前提下,被告人作案时患有精神病,作案后迅速恢复正常的情形并不多见。因此,根据归案后被告人的举止是否异常,通常可以逆推行为时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归案后,如果被告人在侦查、起诉阶段的多次讯问和一、二审法院审判中,能够对犯罪的动机、犯罪过程及现场情况作出前后一致的供述,回答问题切题,思维清晰,无反常精神表现,基本就能认定被告人作案时精神正常。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二审法院认定邱兴华不是精神病人,据此驳回了要求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辩护意见。
其二,邱兴华的辨认、控制能力是否完整。由于公众可能怀疑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为确保判决结论的合理性,有必要正面分析邱兴华的辨认、控制能力情况。即便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但在责任能力的认定中,辨认、控制能力情况才是决定邱兴华是否具有责任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从二审裁定书可以清楚地看出,与本文方案不谋而合,法官优先分析了邱兴华的控制能力情况。二审裁定书认定,邱兴华的犯罪是有计划的(事前向他人流露了杀人犯意),在行为选择能力(夜间作案,选择足以致人毙命的斧头、弯刀等凶器)、临场应对能力(逐一打击各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使10名被害人当即毙命)与自我保护能力(杀人后多次躲过公安机关的围捕)方面,邱兴华的表现与常人无异,故应认定其控制能力完整。在辨认能力方面,邱兴华私自移动铁瓦殿内两块石碑与管理人员宋道成发生争执,且邱兴华怀疑殿内主持熊万成有调戏其妻何某的行为,这表明邱兴华即便有妄想表现,也能认定其具有一定的现实动机(报复杀人),结合邱兴华的现场题字以及作案手法(均直接打击头部),表明邱兴华对行为性质(杀人)、行为后果(导致他人死亡)均存在正确认识,故其辨认能力完整。暂且不论程序是否正义,单从实体法的角度看,既然邱兴华在铁瓦殿杀人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均完整,则法院认定邱兴华具有完全责任能力,这一结论就是合理的。
如果当初二审法院对邱兴华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即便鉴定意见书认定邱兴华患有某种精神病,采用上述理由,法院也能得出邱兴华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结论。若是如此,则邱兴华故意杀人案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了。
(二)梅杰灵抢劫案
2015年3月16日18时50分许,被告人梅杰灵(外文名:梅杰灵OIKITLENG,马来西亚籍,2005年来中国工作、生活并结婚生子)戴着黑帽与口罩,携仿真手枪、约束带等作案工具,至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卡地亚手表店,用仿真枪胁迫店员肖某,取得卡地亚牌手表11只(价值人民币319.5万元),用约束带将肖某捆绑后逃离表店。在逃跑过程中,梅杰灵持枪劫持车辆,因车辆被司机熄火,其无法发动车辆而罢手。后梅杰灵丢弃作案衣物及作案工具,乘坐出租车继续逃跑。当日19时30分许,梅杰灵被设卡民警抓获归案。侦查机关对梅杰灵启动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鉴定结论为梅杰灵实施违法行为时无精神病性状况影响,辨认与控制能力存在,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梅杰灵的辩护人则主张:梅杰灵有家族精神病史,且案发前行为表现异常,作案时可能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CCMD-3与ICD-10中均有关于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分类);侦查机关对梅杰灵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过程不规范,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不合理,申请对梅杰灵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在梅杰灵抢劫案中,侦查机关已对梅杰灵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一点与邱兴华案存在不同。面对鉴定意见书,法官应当首先审查梅杰灵是否为精神病人的鉴定结论。在CCMD3中,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是指一组起病急骤,以精神病性症状为主的短暂精神障碍。多数病人能缓解或基本缓解;其症状标准为:精神病性症状,至少需符合下列一项:①片断妄想,或多种妄想;②片断幻觉,或多种幻觉:③言语紊乱;④行为紧张或紧张症。[61]但从作案过程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梅杰灵的行为具有上述任何一项症状,如梅杰灵的言语毫不紊乱,行为冷静、镇定,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存在妄想或者幻觉。据此,辩护人认为梅杰灵作案时可能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主张难以成立,梅杰灵实施违法行为时无精神病性状况影响的鉴定结论基本可信。
按理,如果认定梅杰灵不是精神病人,就可不再分析辨认、控制能力情况,直接得出其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结论,但考虑到梅杰灵可能有家族精神病史,为慎重起见,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梅杰灵的辨认、控制能力情况。根据本文所主张的认定方案,应首先判断梅杰灵的控制能力情况。梅杰灵选择抢劫名表而不是抢劫普通手表,选择人流大、易逃窜的地点作案,事先准备好刀、枪等工具,表明其行为选择能力强;梅杰灵于晚上先观察现场后作案,作案过程中一直用枪指着店员,对店员“去给我拿表”的命令明确、简洁,得手后将所抢手表都装进自己包里,用约束带捆绑店员后才逃离现场,表明其临场应对能力强;梅杰灵戴着帽子与口罩作案,得手后试图劫持车辆逃离现场,逃跑中丢弃作案衣帽,表明其自我保护能力强。此外,没有证据可表明梅杰灵具有不可抗拒的抢劫冲动。因此,从控制能力的判断指标看,梅杰灵的控制能力完整。其次,在辨认能力方面,判决书中虽未提到犯罪动机,但梅杰灵系无业人士,在家带孩子,有获得收入的需求,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作案系出于病理动机或者不明动机。从作案过程看,梅杰灵进店后拉了一下枪栓,指着男表区说:“去给我拿表。”店员肖某问其需要哪款手表,梅杰灵拿枪指着肖某让其跟他走到男表区,要求肖某把柜台里所有手表都拿出来;肖某打开柜台先拿出一只手表,梅杰灵立刻把这只表放到包里,之后又命令肖某把所有手表都拿出来,并都装进自己包里,期间始终用枪指着肖某;在拿到所有手表后,梅杰灵立刻拿出约束带,让肖某转身蹲下,将肖某双手捆好后离店。这一切不是“偶然”“巧合”所能解释的,能够充分表明梅杰灵对行为性质(抢劫)与行为后果(取得他人财物)存在明确认识,故能够认定梅杰灵辨认能力完整。既然梅杰灵的辨认、控制能力完整,故即便其患有某种精神病,也无妨认定其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因此,关于梅杰灵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是合理的。
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梅杰灵提前准备犯罪工具,作案前先行确定卡地亚表店情况后再次返回作案,作案过程中戴口罩掩饰容貌、言语威胁店员,逃跑过程中丢弃作案时所穿衣帽,这些表现反映梅杰灵在作案时具有清晰的辨认、判断自己行为性质的能力,对自己实施的行为能够自由控制。因此,辩护人所提梅杰灵行为异常,可能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意见没有合法依据,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不足,亦无通知鉴定人出庭的必要,故对于辩护人所提相关申请,本院均不予支持。[62]
通过对邱兴华案与梅杰灵案的分析可见,根据相应的指标判断精神病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情况,并且优先判断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即便是面对极为复杂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也能做到分析有章可循,能够合理判断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情况。
五、结论
刑法学是实战学科,针对某一问题提出某种理论解决方案时,学界不仅要论证解决方案的合理性,而且应从可操作的角度,明确说明应如何具体运用该理论,给出相应的运用步骤、方法。基于这一想法,本文对精神病人责任能力的认定方案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如下认定方案:
关于行为人是否为精神病人的问题,司法人员应严格依据医学标准(ICD-11)认定行为人是否属于精神病人。司法人员不能直接推翻行为人为精神病人的鉴定结论,如对鉴定结论持怀疑态度的,应当重新进行鉴定。如果司法人员与鉴定人员均认为行为人不是精神病人,就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
在行为人是精神病人的前提下,司法人员应依据行为选择能力、临场应对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这三项指标,先行判断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情况:①如果精神病人已经丧失控制能力,[63]则认定其无责任能力;②如果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完整,司法人员再依据精神病人是否具有正常的犯罪动机、是否认识行为性质、是否知晓行为结果这三项指标,判断其辨认能力情况:辨认能力丧失的,认定为无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受损的,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完整的,认定为完全责任能力;③如果精神病人的控制能力受损,但尚未丧失辨认能力的,则应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如果已经丧失辨认能力的,则应认定为无责任能力。
来源:《中外法学》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