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错案是如何生产的？（下）

　　---基于61起刑事错案的认知心理学分析

作者：唐丰鹤

　　3.案件情节锚定

　　这类案件其实可再进行细分，比如从案件情节中推断出犯罪人具有某种特定技能，从而反向推理锁定犯罪嫌疑人，例如湖南麻阳“滕兴善‘杀人’案”。当地发生了一起杀人碎尸案，失踪的石小荣被认为是被害人。由于该案凶手肢解尸体的手法比较专业，故而警方将目标集中在医生和屠夫两类人身上，于是当屠夫的滕兴善进入了警方的视线。1989年1月28日上午，滕兴善在麻阳被执行枪决。但后来“死者”石小荣从山东回到贵州老家。在该案中，警方之所以锁定滕兴善，是从案件中的碎尸手法推断出来的，但这个推断其实是高度不确定的。类似的案件还有江西“叶烈炎‘爆炸’案”，当地发生爆炸案，叶烈炎因为“懂得使用爆炸物的技能”而成为犯罪嫌疑人。[27]

　　还有不少案子因为案发现场门窗没有毁损，而被警方认定为熟人作案，并据此来锁定某个熟人为犯罪嫌疑人，安徽“于英生‘杀妻’案”、河南信阳潢川县“张从明‘抢劫杀人’案”均属于此种类型。除此之外，被案件情节锁定的还有：河南驻马店新蔡县“张保银‘强奸’案”，张保银因身上、手上正好有伤而被怀疑为犯罪嫌疑人；河南“胥敬祥‘抢劫’案”，胥敬祥因身穿与被害人同款的毛衣而被怀疑；安徽亳州“赵新建‘杀人’案”，赵新建因凶案现场有其衣物、拖鞋等而被锁定；福建“叶求生‘杀人’案”，叶求生因死者衣袋里的纸条有其呼机号码而被锁定。

　　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这类案件共有8起，约占比13%。

　　4.嫌疑人由于行为反常而被锚定

　　某些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被锁定，是因为他们在案发前后的一些反常行为引起警方注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些反常行为提供的信息锚定了警方视线，最终引发警方误判。比如在河南周口“张绍友‘强奸杀人’案”中，医生张琳被奸杀，两个人有重大嫌疑，其中一名混混因为没有作案时间而被排除，另一人是多年后才被发现是真凶的胡小刚。胡小刚在事发当晚来找张琳看过病，但有人证明胡小刚很快就离开了。就在警方的侦查陷入僵局时，一位民警发现张琳的叔叔张绍友站在窗外偷听警方办案。张绍友因为这种反常行为而被警方锁定，并蒙受了8年的牢狱之灾。

　　除此之外，河南“王玉虎‘强奸杀人’案”亦属于此类案件。警方在该案发生后排查可疑对象时，王玉虎的母亲请人写了他当天外出走亲戚的假证明，而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还有贵州“张光祥‘杀人’案”，织金县居民许晋在其私人诊所中被人杀害，案件的侦破历经4年却没有进展，后来警方发现，死者家属为许晋举办葬礼时，张光祥未到现场吃酒，据此认定张光祥有作案嫌疑，而实际上，张光祥之所以没有出席葬礼，只是因为他无钱交纳礼金而已。

　　至此，我们分析了61起刑事错案中的认知偏差情况，主要有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锚定性偏差。这三大类偏差情形的分布情况请见下表（略）：

　　三、导致刑讯逼供的认知心理

　　在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中，除了第三步“想象故事”之外，最关键的便是第五步“证实(伪)故事”了。在刑事错案中，普遍采用了刑讯逼供作为证实(伪)的手段。就笔者分析的这61起刑事错案而言，刑讯逼供几乎无所不在，许多错案中的刑讯手段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在黑龙江“宋德文‘杀人’案”中，根据宋德文自述，警方曾对他“进行了三天三夜惨无人道的突审”。[29]在河南商丘“杨波涛‘杀人’案”中，杨波涛自述他“十几个昼夜不能睡觉，被拳打脚踢、强灌屎尿、揉捏睾丸，胡须、腋毛和阴毛全被拔光”。[30]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刑讯逼供问题，学界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不少学者都众口一词地指出，刑讯逼供是导致错案的首要原因或决定性原因，例如认为“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决定性因素”。[31]然而，光是指出刑讯逼供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仔细地追问，为什么在存在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错案追究制等防火墙的制度前提下，仍然发生这些刑讯逼供现象？对此，光是指出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是不够的，我们要追问的恰恰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将‘有罪推定’观念当成错案成因的观点就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其实该观念的背后是……‘心理偏差’的影响。”[32]

　　(一)过度自信理论的解释

　　刑讯逼供可被看作是警方对自己所建构的心理学故事的一种证实手段。采用如此激烈的刑讯手段，说明警方对自己建构的故事很有信心。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禁怀疑警方为何会对自己建构的心理学故事抱有如此不切实际的信心？在此，卡尼曼等人发展出来的过度自信理论(overconfidence theory)，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一些刑侦机关会如此缺乏反思精神。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系统由系统一和系统二构成，其中，系统一是直觉系统，自动化运行，喜欢捷径式思考，而系统二则是理性系统，比较懒惰，不喜欢被激活；系统一喜欢匆忙下结论，往往基于手头可见的一些单薄零散的证据，而编造出合理的故事，而系统二也对此监控不充分。人类往往盲目相信系统一编造的故事，并且“故事越合理，自信心越高”。在此过程中，“证据的数量和品质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很少的证据也能编出很好的故事，’。[33]所谓过度自信，就是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即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其在事实上的权重。[34]

　　在笔者所分析的61起刑事错案中，侦查机关大多是根据一些只鳞片爪的线索，而构造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心理学故事，但却对这些故事抱有充分的信心。这种过度自信现象，解释了为什么侦查机关几乎完全无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因为正是系统一的直觉认识使他们过度自信自己已然发现了案件的真相。在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下，办案人员相信自己所掌握的乃是确凿的事实真相，因此，并不存在什么“无罪”或“疑罪”的情况。既然案件真相已然在握，接下来自然就是怎么证实它了，刑讯逼供的随之登场也就“顺理成章”了。另一方面，在一些办案人员看来，既然他们有意无意构造的心理学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刑讯逼供只是一种求证的手段。一旦犯罪嫌疑人不肯招供，他们很少会去反思自己所建构的心理学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总是倾向于认为，犯罪分子肯定不会轻易地证实他们的猜测，因为那样他们将会遭受刑罚之苦。故而，一方面，犯罪嫌疑人不会轻易招供，另一方面，办案人员所建构的心理学故事被自己认为就是事实真相。那么，在这两个前提假设之下，很容易出现刑讯逼供的升级现象。

　　笔者认为，关于过度自信心理现象的理论，可以解释如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会不起作用？这是因为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已使警方办案人员确信案件事实已然在握。其次，为什么选择刑讯逼供？这是因为警方办案人员相信自己所建构的想象性故事是真实的，所以不害怕选择刑讯逼供来证实该故事。再次，为什么刑讯逼供会不断升级？这是因为在一些警方办案人员看来，嫌疑人不招供，并不代表故事真实性有问题，嫌疑人只是害怕随之而来的制裁，故而为了得到真相，就必须升级刑讯。

　　(二)展望理论的解释

　　对于刑讯逼供的原因，学界有一种较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命案必破的政治压力被认为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首要推手，“非科学的侦破政绩观是导致刑侦人员刑讯逼供的关键”。[35]

　　上述看法完全正确，但是这种论断并不像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不言自明，因为还有许多因素在制约着刑讯逼供的使用，比如说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以及错案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因素。故而，对于破案业绩的追求导致刑讯逼供这一命题，还需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证明。

　　在此，笔者认为最能洞察其中关窍的分析工具，就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于1979年基于认知心理学提出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展望理论的核心的是下述两条定律：(1)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从心理层面来说，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比如说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拋硬币的赌局，该赌局的规则是，假如你拋硬币的结果是反面朝上，那么你将输100元；假如是硬币正面朝上，那么你将赢150元。这个赌局吸引你吗？你会接受吗？[36]在这个赌局中，赢钱的机会要大于输钱的机会，但是大部分人仍然不喜欢，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害怕失去更甚于喜欢获得，“对大部分人来说，失去100元的恐惧大于赢150元的希望”，失比得给人的感觉强力得多。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最基本的一项行为规则就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卡尼曼认为，人们对得失的不对称感觉是演化的结果，因为从生物进化史来看，优先处理威胁的物种，会比较有机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比较有机会繁衍，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37](2)由于人们对价值的主观敏感度是递减的，所以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由于痛恨确定的损失，因此都愿意冒险赌一把，比如下述两个问题。问题一：确定拿到900元，或有90%的机会赢得1000元，你会选哪一个？问题二：确定失去900元，或有90%的机会失去1000元，你会选哪一个？[38]对于问题一，绝大多数人会选确定拿到900元，因为得到900元的主观价值，比有90%的机会赢得1000元要高。对于问题二，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因为确定失去900元的负价值，要大于有90%的机会失去1000元的负价值。

　　就刑事案件的侦破而言，一般来说，破案会带来一定的嘉奖，甚至是升迁的机会，尤其是在侦破重大案件的情况下，嘉奖或升迁的概率就更大了。所以，破案可以带来一定概率的收益(我们设定这个概率是X)。而破不了案，在正常情况下或在理想情况下，也许会面临一些道德压力或舆论压力，但是并不会招致确定的惩罚，尤其是那种由于缺乏线索而破不了案的情况，更不会带来现实的损失。同样，在正常的制度语境下，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口供来破案的话，办案人员应该知道，这会有很大的几率被追究责任。所以，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口供来破案，会带来较大概率的损失(为了与收益的概率保持一致，我们同样将这个概率设定为X)。故而，在正常的制度语境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是这样的抉择：

　　采用合法手段破案，你将有X的概率在未来获得升迁；采用合法手段破不了案，你会面临道德压力，但是不会有现实的损失；采用非法手段(刑讯逼供)破案，你有X的概率被解除公职，并被追究法律责任。你选哪一个？

　　在这个问题中，合法破案带来的收益与非法破案带来的损失差不多是对等的，根据展望理论的上述定律(1)，绝大多数人宁愿破不了案，宁愿放弃升迁的机会，也不会选择进行刑讯逼供。

　　然而，这是正常的制度语境。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中，一个变量改变了一切，那就是命案必破的破案绩效要求。对案件侦办人员来说，在政治压力型体制下，[39]这一侦破绩效要求就意味着，如果他们完不成这样的绩效，就将遭到确定的惩罚，比如扣发奖金或津贴，甚至会被考核为不合格，更不要说失去宝贵的升迁机会了。也就是说，他们将面临的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压力，而是确定无疑的现实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

　　采用合法手段破案，你将有X的概率在未来获得升迁；采用合法手段破不了案，你会被扣发奖金、津贴，甚至考核不合格，失去升迁的机会；采用非法手段(刑讯逼供)破案，你有X的概率被解除公职，并被追究法律责任。你选哪一个？

　　根据展望理论的定律(2)，确定的损失会比不确定的损失可怕得多。在此情况下，刑侦机关会选择冒险进行刑讯逼供。

　　是故，展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存在命案必破的破案绩效要求的情况下，那些冤假错案中会存在如此普遍的刑讯逼供现象。这也是为何许多学者正确地将命案必破的破案绩效要求看作是刑事错案重要成因的原因所在。同时，展望理论也附带说明了为什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会被视若无睹，因为违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所导致的损失只有一个较小的概率会发生，它在确定的损失面前根本就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办案人员忽视它们是“理性的”。

　　展望理论不仅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命案必破的背景下不少侦查机关会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展望理论还可以较好地解释刑讯逼供的另一项特质，亦即一旦侦查机关采纳了刑讯逼供，那就一定是只能“证实”犯罪故事，而很难掉头证伪它了。这是因为，一旦侦查机关对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如果最终犯罪故事又被证伪的话，那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很可能遭到被刑讯人的控诉举报，带来比较确定的损失；而如果刑讯逼供，但是证实了犯罪故事的话，虽然刑讯逼供仍然是违法行为，但是此时被刑讯人的控诉举报往往被视为是一种意图脱罪的行为，刑讯事实往往得不到相关机关和人员的足够重视，也就是说，刑讯逼供不仅得不到证实，办案人员反而有可能因为破案而立功，获得一定的收益。所以，基于损失大于收益的定律，办案人员一定会全力证实犯罪故事，而不是证伪犯罪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案件中，办案人员其实自己都已经意识到搞错对象了，但还是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证实”了“犯罪故事”。

　　(三)沉没成本效应的解释

　　如同展望理论所展示的那样，正是因为损失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比收益造成的更大，所以人们会千方百计地规避损失。对损失的反感，还导致了所谓的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s)。[40]沉没成本效应指的是，由于前期的成本投入，给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他为了使成本能够物有所值，而作出非理性决策的现象。

　　沉没成本效应在刑事错案中有非常明显的反映。只不过，这里的成本，不仅要被理解为包括金钱成本或办案费用，以及办案人员、机构的时间、精力成本，更要被认为包括因为锁定某个犯罪嫌疑人而放弃了侦查其他可能的犯罪嫌疑人而导致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所谓机会成本，是指选择做一件事就意味着放弃做在时间上有冲突的其他事的机会，比如比尔·盖茨选择创立微软，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机会，反之亦然。很显然，当侦查机关根据心理学故事锁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时，办案成本就已经在支出了，随着侦查的深入，各项成本也随之攀升。在已经支付了高额成本的情况下，办案机关选择进行刑讯逼供，这种做法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根据沉没成本效应，办案机关如果不选择刑讯逼供打开侦查缺口，就意味着前期的所有投入都白费了，而对于办案人员来说，这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沉没成本效应会驱使办案机关证实前期所发现的故事，在缺乏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合理的选择就是采取刑讯逼供。而一旦进行了初步刑讯，如果回头就意味着更大的成本付出(想想可能遭遇的投诉和随之而来的处罚)。此时，不断升级刑讯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

　　陈永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效应。他指出，“对公安司法机关办案经费投入不足是导致误判(这里说‘错案’更准确一点——引者注)的经济根源”，并据此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错案简单地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某种关系出发进行侦查(此做法入手简单，成本低)，为什么我国的错案多发生在司法经费较为紧张的东北与中部地区，而错案的被告人大多位于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因此不能为办案机关提供经费支持)。[41]根据沉没成本效应，越是司法经费不足的地方，成本越显得高昂，就越是要通过刑讯逼供来证实办案机关最初的怀疑。不过，陈永生所做分析的一个缺陷是，他对成本的考量过于简单了，只注意到了经济成本，而没有注意到其他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实际上，不管是在办案经费紧张的地方，还是在办案经费充裕的地方，机会成本都一样存在，并且代价一样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沉没成本效应在心理学上与后悔(regret)也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沉没成本效应更多的是受到规避后悔的驱使，而不是规避损失。如果侦查机关付出了努力，却没有成果，甚至更糟的是，带来了负面效应，那就会跌入后悔的深渊。面对这种可能的情形，侦查机关为了免遭后悔的折磨，选择积极地去证实心理学故事，这种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四、关于修正刑事案件中认知偏差的意见与建议

　　本文结合一般性的法律事实认定图景，着重分析了法律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第三步“想象故事”中所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些认知偏差普遍存在于刑事错案的侦破过程之中，实际上，这些认知偏差正是导致刑事错案的诱因；由于这些偏差主要是认知机制中系统一自动运作的结果，所以身在局中的人们往往对“想象性故事”的可错性认识不足。

　　然后，本文着重分析了法律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步骤五：“证实(伪)故事”。对于我国一些办案人员在法律事实发现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的现象，笔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主要是“过度自信理论”“展望理论”和“沉没成本效应”的解释。立足于以上的认知心理学分析，本文对刑事错案中的心理偏差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42]

　　首先，就一般性的建议而言，笔者认为透明化办案程序，加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对于预防刑事错案是非常有益的。在许多情况下，本文所分析的认知偏差难以避免，但是透明化办案程序一定会降低认知偏差的发生概率。这是因为，透明化办案程序实际上就是通过向社会大众或特定对象公开办案过程，从而获得社会大众或特定对象监督的过程，多一份参与、多一份监督，偏差也就多了一个被发现的机会。加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除了出于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理由外，也同样可以提供一个检查、纠偏的机会。目前，公安部已经提出，要对重大案件全面实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并逐步扩大询问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最终实现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笔者建议，不仅要对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还要对询问证人、对犯罪现场的勘验、目击证人的辨认、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现场指认等在内的办案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这些录音录像，要对当事人及其代理或辩护律师公开，若是重大案件，还可以考虑向社会公众公开。

　　其次，可以对办案人员进行防错案的认知心理学知识培训，使其了解相关心理偏差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以及克服方法。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诸如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等认知偏差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因为它们根植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之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们又并非无药可解，也许最好的药方就是要在思维中认识到这些系统性偏差的存在。一旦我们认识到系统一编织的“想象性故事”的高度可错性，我们就会对它们保持警惕。也只有我们脑海中有这根弦，我们才会在必要的时候调动我们那懒惰的系统二，去监控系统一的自动化运作结果，而不是冒冒失失地盲目相信系统一编织的“想象性故事”的可信性，并不惮以刑讯逼供的方式来“证实”犯罪故事。同样，对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也是如此。只有充分认识到认知过程中所存在的“过度自信”的心理误区，才能在办案过程中始终绷紧一根弦，提醒自己小心谨慎，排除合理的怀疑。

　　再次，针对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等认知偏差和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还可以改革当前的办案机制，建立一套合理的分工、复查和监督机制。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通过分工合作来减少甚至避免认知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机会。比如说可以让不同侦查人员分别负责询问犯罪嫌疑人、讯问证人、分析物证和书证等工作，然后再交由上司来决定或大家一起协商决定案件下一步工作的开展。(2)可以建立资深警察专职监督大案要案机制，即由资深警察专职对办案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检查和监督。资深警察一方面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可以及时发现一些认知错误，另一方面，资深警察专职监督，可以保持超然地位，有利于发现误差。(3)可以聘请有关的认知心理学权威人士参与重要案件的侦办，请他们提供专业意见。这一方面有利于发现案件线索，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防止发生认知错误。

　　最后，基于卡尼曼等人提出的展望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语境下，刑侦人员不会大规模选择刑讯逼供，而在我国目前存在命案必破的侦破绩效要求的制度语境下，一些案件侦办人员可能就会选择进行刑讯逼供。本文的分析认为，由于较低的被发现率，类似于“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这样的制度，可能无法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为了有效地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在此笔者建议，最好能够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于一些本来就缺少线索的案件，我们不妨取消命案必破的侦破绩效要求，在考核侦办人员的业绩时，也不宜将其当作负面业绩。当然，最根本的是要加强案件侦办过程的透明性和可监督性，以提升刑讯逼供的被发现概率和被追诉概率。

　　结语

　　正如既有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导致刑事错案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既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原因；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本文无意否定这些原因的复合作用。事实上，本文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还多多少少对这些原因的复合作用作了一定说明，比如对无罪推定因何不起作用、侦破绩效要求为何会更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等作出了说明。这也是心理学分析的优势所在，因为毕竟其他因素的作用力可能最后都会在办案人员的心理层面反映出来。

　　本文的分析与其他类似的心理学分析也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比如黄士元在《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一文中指出，刑事错案的心理学成因之一，是要归结为“隧道视野”(tmmel vision)、“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信念坚持”(belief perseverance, belief persistence)和“重申效应”(reiteration effect)等心理偏差。[43]这一分析与本文正好相互印证，因为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办案人员之所以视野狭窄(所谓“隧道视野”)并且一意孤行(所谓“证实偏差”“信念坚持”“重申效应”)，正是由于本文所分析的三种认知偏差是自动发生的，人脑一般不会有意识地去检查、监控，先入为主，视角就难免受限，再加上“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自然就会一意孤行了。黄士元分析的其他心理效应，尤其是“正当理由腐败”(noble cause corruption)、“情感附着”(emotional attachment)、“动机偏差”(motivational bias)和“目标追逐”(goal pursuit)等对刑事错案的影响，[44]着重提出了办案人员的动机问题，亦即在高尚动机的鼓舞下容易采取不正当手段，则为本文分析所不及，但是本文亦从另外角度观察了刑事错案中的刑讯问题，可以相互补充。

　　卡尼曼把人的认知系统分为直觉系统(系统一)和理性思考系统(系统二)，这也是本文分析的一个出发点。但是由于人脑的复杂性，对这两大系统我们其实所知有限。目前我们只知道系统一是自动化运作，不受监控，容易在大脑中形成“沉默的命令”，从而支配人的行动；而系统二要运作，必须耗费大量的能量，所以一般情况下都选择休息(想想为什么叫小孩子思考很深的问题，他会变得很不耐烦，因为系统二的运作消耗太大，所以给人很累的感觉；或者想想我们饥饿疲惫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发怒，那是因为控制怒气需要能量去调动系统二，而饥饿疲惫时能量又不够)，但是对于如何更有效地激活、调动系统二，我们目前还缺乏更深的了解，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