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静博：深圳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对青岛法院的启示与借鉴

　　深圳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对青岛法院的启示与借鉴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以来，深圳法院发扬优势、聚力推进，以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一站式多元解纷，以一站式多元解纷拓展诉讼服务空间，全力打造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构建起了以“标准化、信息化、社会化、一体化、联动化”为抓手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深圳模式，对青岛法院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与借鉴。

　　一、深圳法院“两个一站式”建设经验

　　（一）诉讼服务实现标准化。服务设施标准化，两级法院全面建立“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均设自助查询、自助立案、“云柜”等智能化设备，宝安、龙岗、龙华等法院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二是服务流程标准化，制定诉讼服务规章制度27项，梳理服务项目30余项，逐项制定标准化工作规程。编制各类诉讼指引、立案指南等30余册供当事人网上下载、现场取阅。疫情期间，两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一直保持正常开放，春节以来，现场接待群众4.1万人次，当场立案19477件。12368热线标准化，引入“中国电信”服务，12368热线接通率达到98％。引入人工智能，对2000个常见法律和诉讼程序问题进行智能应答。全市8个法院立案庭被评为全国、全省“青年文明号”，3个法院立案庭被评为“全省诉讼服务示范窗口”。

　　（二）工作模式实现信息化。完善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拓展“深圳移动微法院”平台功能，实现网上立案、阅卷、缴费、开庭、电子送达等20余项功能。2019年，全市法院依托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深圳移动微法院”等平台，网上立案27.5万件。完善在线调解平台，2017年上线运行“深融”平台，实行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在街道、社区、派出所设立86个在线司法确认工作室。大力推广在线诉讼，截止2020年4月21日，全市网上立案63877件、在线调解67041件、在线开庭8190件、电子送达68359次、网上阅卷8292件，在线诉讼逐渐常态化。

　　（三）购买服务实现社会化。2018年，制定全国首个《法院购买社会化服务暂行办法》，在“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中全面引入社会化服务。诉讼服务实现社会化，协调市司法局、团市委在两级法院设立法律援助站、“法律志愿服务U站”，为当事人提供诉讼引导、法律咨询等服务。辅助事务实现社会化，将诉讼材料收发、电子卷宗扫描等事务外包，引入公证机构参与辅助事务，引入社区网格员上门送达。日常调解实现社会化，共引入特邀调解组织258家、特邀调解员1305名，其中律师调解员692名、港澳调解员62名。制定调解员补贴办法，探索商事案件委派调解市场化收费，有效调动调解组织的积极性。

　　（四）分调裁审实现一体化。加大委派调解力度，2019年，全市法院导入诉前调解24.4万件，调解成功4.2万件。今年以来，诉前成功调解5604件。优化司法确认程序。2019年，办理司法确认1.7万件。近期，深圳中院对一宗标的额12亿元的金融纠纷诉前调解协议，依法作出司法确认。完善程序转换衔接机制，诉前调解中，对无争议事实和证据进行固定，一旦调解不成进入诉讼，即可准确繁简分流、简化审判程序。2019年全市法院64％的民商事案件实行速裁，80％的速裁案件当庭宣判。

　　（五）诉源治理实现联动化。积极推动诉源治理机制，推动市委政法委出台了《深圳市健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每年召开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推进会，将各区、各部门多元解纷工作纳入年度综治考核。积极推动立法，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已将《深圳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条例》纳入2020年立法项目，运用特区立法权巩固、拓展改革成果，深圳中院已完成立法草案代拟工作。强化联动协作，协调深圳市司法局在深圳行政审判中心设立行政纠纷调处工作室，联合证监、市场监管、卫健、妇联等单位共建调解室，协调市总工会购买社会化服务、向法院派驻38名律师，调解劳动争议。宝安法院推动区委区政府在法院设立矛盾纠纷综合调处中心，各政府部门派员进驻，保障纠纷多元化解，经验被《人民日报》内参刊发。

　　二、青岛市“两个一站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院外部策应力不强大。一是依靠党委支持力度不够，以市北区为例，目前该区多元解纷还未形成合力，各调解组织大多停留在 “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状态，尚未形成相互协调、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合力。二是对法院功能的认识存在偏差。“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要求常被误解为“化解矛盾到法院”，遇到矛盾纠纷向法院一推了之。尤其是在不少行政机关认为“法治就是遇事打官司”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其应承担的纠纷化解职能故意弱化，甚至推诿、搁置，化解纠纷的主动性不足。

　　（二）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一是统筹协调机制不足。以市北区为例，该院对于全区的行业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员组成等基础性信息缺乏清晰明确的掌握，没有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调节的专业人才、专业组织资源整合亟需加强。二是经费保障不足。以市北区为例，市北法院共聘任22名特邀调解员，2019年共参与调解民商事案件4606件，占全市民商事案件收案量27.74%，调撤率53.84%，在纠纷化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专项经费保障不足，不能有效调动调解员积极性，影响工作开展。

　　（三）软硬件设施仍不完善。以市北法院为例，两个“一站式”建设受基础设施条件制约较大，虽然实现了“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但其建设标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工作场所、设施设备、软件开发等条件仍然只是“刚刚够用”，难以满足未来案件数量进一步上升、诉讼服务需求量进一步加大的要求。智慧法院建设仍然需要加强，从此次疫情看，智慧法院建设应用与深圳、杭州等发达地区相比，还处于较低层级。深圳市2017年就已上线运行“深融”平台，在线诉讼早已成常态，仅2020年1-5月全市在线开庭就近9000件，我市在线诉讼常态化建设任重道远。

　　（四）已建平台工作运行不理想。以市北区为例，该院已建成的 “天平110调解”综合平台运行效果不理想，有些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作开展落实到诉调对接上没有进展，而且调解范围仅仅局限于物业纠纷、消费维权、交通事故等小范围纠纷调处，受理案件类型相对单调，对复杂案件很少使用或不敢使用，没有发挥出建设平台三调联动的实际效果。还有部分调解员能力不足，解纷效率低下，导致许多当事人仍然将纠纷起诉到法院，纠纷化解在诉讼阶段，诉前调解解纷效果仍然不够理想。

　　三、建设两个“一站式”工作建议

　　（一）发挥党委政府作用，构建多元解纷府院联动[1]机制。一是摸清底数强基础。建议由政法委牵头，联合各职能部门尽快调查统计出各行业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员等具体情况，列出清单，形成“组织按照行业分类”、“人员按专业分类”的调解组织资源库。二是重视人才固根本。在政法委牵头下，采取由下至上、层层推荐的方式选拔、聘请各领域业务骨干、专家学者作为调解专家，设立“调解人才专家库”，经法院委派或法官委托，对登记立案前或审理过程中的案件参与调解。三是财政保障有支撑。借鉴深圳模式，将调解案件补贴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根据调解员的考核结果依法依规发放补贴，充分激发调解员调解工作积极性。探索建立政府资金支持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调解工作室运作模式，打造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品牌调解室。四是社会联动聚合力。聚焦群众解纷需求，积极引入商会、银行业协会、金融消费调解中心等行业组织入驻诉讼服务中心，聘请专业律师、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担任特邀调解员，把各方面力量集中起来，加强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交融共享，形成多方参与、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的多元解纷新格局。

　　（二）聚焦科技引领，建设标准化诉讼服务中心。一是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加大现代科学技术运用推动改革智能化，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引入“两个一站式”建设，完善24小时自助服务区、智慧人工语音答疑功能，打造“互联网+诉讼服务+多元解纷”工作模式。二是对标深圳法院“深融”平台。积极探索符合青岛特色的在线诉讼服务建设，推进电子送达、在线调解、在线审理等一体综合信息平台，实现纠纷解决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数据分析等功能。三是强化信息化辅助支撑。探索对纠纷解决进行全程管控、数据采集、信息共享，为当事人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提供合理预期，实现各类调解资源线上融合与共享共用，助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

　　（三）优化工作布局，从诉讼与非诉讼对接向一站式解纷转变。一是将诉讼服务工作置于审判工作全局视野。统筹发挥诉讼服务对外参与治理、服务群众，对内化解纠纷、服务审判的作用。增加多元化解力量，细化完善职责清单、服务标准等规定，形成流程全贯通、业务全覆盖、机制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提供多元解纷、登记立案、分调裁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等全方位服务。二是转变传统诉讼服务中心“只搭台、不唱戏”的工作布局。强化多元解纷实体化运行功能，将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资深法官充实到诉讼服务中心担任专职调解员。建立专门的速裁团队，按照自愿、合法原则，为当事人提供多途径、多层次、多种类的解纷方案，实现解纷的便捷、高效、低成本。三是强化诉前多元解纷和立案后“分调裁审”衔接。实现大量案件在诉讼服务中心一站式快速解决，形成从风险源头预防到矛盾纠纷前端解决，再到诉讼终局裁判的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纠纷解决综合机制，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1]府院联动就是指有解纷职责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密切合作，成立由党委政府一把手任组长，司法机关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作为组员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各调解组织各自为战的问题，形成多元解纷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