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礼法之辩”

柳宗元的“礼法之辩”

 朱会良

一

《新唐书·列传》之《孝友传》记载，唐武则天年间，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他的父亲徐爽被时任县尉赵师韫所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徐元庆闻知后一心报仇，他改名换姓在驿站做驿夫，伺机接近赵师韫。几年后，赵师韫已经升任御史大夫，恰好下榻于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就亲手杀掉了赵师韫，然后投案自首。武则天念其孝心，打算赦免徐元庆的死罪。

但当时的朝廷谏官陈子昂，就是写《登幽州台歌》的那位著名诗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后又自首，就算是古代的壮士还有比他更好的吗？但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律法应判死刑，这是法律统一规定的，但念其为父报仇是忠孝仁义之举，情有可原，建议对其执行死刑后，再表彰其行为。“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典刑，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的人都觉得陈子昂的建议很恰当，兼顾情与法，于是就按此执行，处死了徐元庆，然后对其孝义进行表扬宣传，为此，陈子昂还写下了一篇《复仇议》作为国家法礼典范。

百年以降，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指出陈子昂思绪混乱，导向错误。柳宗元驳之曰：“礼之与刑，其本则和，其用则异。旌与诛，不得并也。诛其可旌，兹谓滥，黷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礼坏甚矣。”对于徐元庆复仇案，柳宗元认为，如果赵师韫虐杀无辜，地方官不追究其罪责，反而官官相护，则徐元庆无法通过正当法律途径获得正义，于是转而处心积虑报仇杀人，“是守礼而行义也”，则不应对徐元庆进行处死；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本身犯罪，赵师韫杀之，这并不违背律法，则其“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徐元庆杀人而被处死是罪有应得，不应对其进行表扬，“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柳宗元也专门撰文《驳〈复仇议〉》，从传统礼制的角度反对陈子昂的观点。

二

同一个案子，存在两种判法，陈子昂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以尊重法律严明为原则；而柳宗元则秉承了儒家“以礼入法”的观念，倡导“以人为本”的法律精神。柳宗元认为，首先应当从法律上作出是非曲直的判断，然后再按照道义的要求来处理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冤冤相报了。法律不应是冷冰冰的，法律也应有温度，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良法善治。相比之下，笔者认为柳宗元更高一筹。

所谓法礼之辩，即国家法律与忠孝礼节之间的矛盾。从西汉以来，以孝治国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原则之一，所以在历朝历代都不缺少孝与法的辩论。《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尽管柳宗元与陈子昂的“礼法之争”及其《驳复仇议》对《复仇议状》的驳斥，但其中对执法者的要求都是统一、没有争议的。

在古代西方也认为“血亲复仇”乃人性本能，西亚、欧洲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古代法律也有类似鼓励复仇的内容。《圣经•旧约》记载古希伯莱法律：“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但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血亲复仇”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为法律所严禁，说明禁止“血亲复仇”成为人类进入近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三

唐朝统治者在注意到维护法的威严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对礼的尊崇。“礼律两不相失”的原则更兼顾到法的整体性和实践性。在德礼政刑的关系上，“德主刑辅”始终是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所在。唐朝统治者始终强调德礼是第一位，强调礼乐教化、仁义德政的主导地位，强调法与礼的有机结合，注意在司法实践中既维护律的权威，又弘扬礼的精神。

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人类文明最实质的核心即自我认识能力的提高，司法的精细度直接体现社会进步。林肯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当代法律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既合乎理想又顺应现实，中庸合度，平衡兼顾，维护社会和谐，体现价值导向。道德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其赏罚褒贬应当保持一致、同其好恶。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应当相辅相成,才能携手参与社会治理、共同维护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