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正义与无罪推定

　　—— 观影片《烈日灼心》有感

　　莒县法院 秦子茜

　　看完《烈日灼心》这部犯罪悬疑大片，我久久难寐，脑海里始终萦绕一个问题：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对刑事法官哪个更重要？

　　影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七年前，四个青年偷偷闯进郊区一栋别墅，其中一个叫辛小丰的男子强奸了别墅里的年轻女孩，过程中女孩突发心脏病死亡，四个青年慌了阵脚，以为是强奸致死。于是其中心狠手辣的胖子选择一不做二不休将这家人全部灭口，拦已经拦不住了，就在此时，辛小丰在屋里发现了年轻女孩生下的女婴，为了躲避胖子的杀戮，辛小丰将女婴藏在床下。在销毁灭迹之后四个人离开别墅疯狂逃命，路上辛小丰良心发现想回去把女婴抱出，他怕荒郊野岭女婴只有死路一条。而他的提议遭到了胖子的坚决反对，胖子瞬起歹心要杀死其他三青年。就在四个人混战过程中，胖子不慎坠入湖底，三个青年以为胖子死了，就返回别墅救回了女婴。

　　自此以后，三青年回到家乡隐姓埋名，不娶妻、不生子，低调做人、努力工作，或许出于内疚和补偿心理，他们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用来抚养取名为“尾巴”的女婴，并当作亲生女儿照顾。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七年看似平静的生活一晃而过，刑警伊谷春最终冲破重重迷雾，通过蛛丝马迹，侦破了七年前这起灭门血案，确定三个青年就是当年的杀人犯。侦查、起诉、庭审乃至最终的死刑执行程序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一个疑点，没有一个人翻供。命案终于破了，伊警官如释重负，然而当年真正的杀人犯胖子此时浮出水面，对当年杀死别墅一家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伊警官一身冷汗。

　　为什么讯问辛小丰等人时，口供一致，全部认罪；为什么他们不是凶手，却执意接受死刑的惩罚。原因很简单，从现实层面讲，现如今活着、当年在犯罪现场、甚至直接参与犯罪活动的只有他们三人，凶手已经死亡，在命案必破的司法环境下他们百口莫辩；从其内心深处讲，七年的朝夕相处他们爱“尾巴”，希望“女儿”正常健康的长大。即使真相大白侥幸免于死刑，苟且活着也无法面对“女儿”长大以后对他们的仇恨。所以三人故意寻死，以非正常的手段结束长达七年的悲剧，换“尾巴”一个干净美好的未来。这一群躲藏的“杀人、强奸”犯，实际上却以反向的姿态，彰显着人性中善的至高点、道德的最高标准，一直做着善良的“送死”行为。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知道结局的我必然会对电影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专业水准打个问号，难道犯罪现场没有第四个嫌疑人的指纹、血迹？这么多办案人员难道没有一个人试想过无罪推定？但艺术终归是艺术，如此煞费苦心的剧情无非是想引起观众对司法公正的思考和审慎。如果我是当时的办案法官，是否能预料或猜测有第四个嫌疑人的可能性？实体和程序，哪个更重要，或者“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该如何把握。作为刑事链条上的司法人员，很难识破每个嫌疑人内心的纠结，只能从现有的证据出发，在自己的大脑里去猜想、拼凑一个不完整的事实构图。犯罪现场遗留的三青年指纹、脚印，周围群众看到三青年在别墅周围出没，加之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勘查现场高度吻合，似乎判决三被告人有罪并无不当。可结局却戏剧化地揭开了看似正义命题背后的另一黑幕，让人思索万分。

　　在过去很长时间，我们的司法实践通常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矫正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因为人类认知世界实在是太难了：犯罪现场是死的，人类科技水平以及认知思维是有限的，我们永远没法还原犯罪现场和案发真相。从这个角度讲，降低证明标准也是情有可原。所以我们把看似不影响案件定性的细枝末节都省略了，但却不知其隐藏的危险却是巨大的：在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有证据基本证明被告人有罪加之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就可以定其有罪。正是基于这种修正的证明标准，产生了现实中无数如剧中一般的冤假错案。

　　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证据出发，法律是讲究证据的，只要有足够高超的技侦手段，加上侦查机关细致精确的勘查，而现场不会作假，证据方面欠缺导致的冤假错案会越来越少；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坚决贯彻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现有的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无法达到法律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我们就应当推定被告人无罪。我们争取做到不错抓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但如果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代价是牺牲人们对社会的安定预期，导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很有可能就要错抓好人，那我们宁愿退而求其次保证不错抓一个好人，保障一个安定、平和、有底线、有制度的文明社会，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真相被掩盖，不能让公平正义失去太阳般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