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悲壮的秦岭乐章——兼论《老生》的结构张力和中国元素

    晋陆云《与平原书》中说“文章当贵经纬。”读罢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小说《老生》，心中有一种悲苍的感觉，小说巧妙地截取《山海经》中有关《山经》的部分文字编织了秦岭地带之纬，又借助唱师之口述说着以匡三为主要人物所经历的事件之经，共同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网，像一面缜密的棉布，罩在秦岭之上，网住了五十多个人物和相对应的大大小小四十多个重要事件，展示和挖掘了深刻的人性。可是，如此庞杂的人物和事件，给小说的构思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正如贾平凹在后记里头表白：“写起了《老生》，我只说都会得心应手，没想到却是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难以为继。”而作品最终摆脱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的烦恼，并最终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都归功于小说的结构张力和对中国元素的透彻表达。

《老生》的结构张力

    叙事作品的结构是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而深层结构存在的依据，是相信具体的叙述话语同产生这些话语的整体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超出话语字面的深层意义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老生》的结构张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叙事作品对历史的关照；二是结构设计的特殊性。  

    先说《老生》叙事对历史的关照。叙事与历史的照应，历来是一切文学巨著的相同体征。“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来中国演讲，开篇就讲“通过故事的悲欢离合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山东高密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站在陕西丹凤的这片文学高地上，也遇到了一位出色的“讲故事高手”。他通过一个“唱师”之口，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秦岭地域百十来年的故事：第一个故事的发生地以正阳镇为中心，讲述了以李德胜为首的秦岭游击队与王世贞为代表的旧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主要事件包括老黑起事、匡三从军、婚礼遇袭、游击队潜逃、剜心祭灵、雷布复仇等，在这场血腥、残酷的斗争中，李德胜、老黑、雷布、三海等人先后死去，只有匡三活了下来，整个故事才得以延续。第二个故事的发生地以老城村为中心，讲述了以拴劳、马生为代表的革命群众从以王财东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手中夺取土地的斗争过程，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围绕着“人吃地一生呀，地吃人一口”的土地，演绎着焚烧金圆券、农会分地、迎春庆典、铁佛寺捉奸、火灾、批斗会等重要事件，即展现了斗争的艰苦，也对拴劳和马生的内部矛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完成了马生这个“准无产流氓者”形象的塑造。第三个故事的发生地以过风楼和棋盘村为中心，讲述了以老皮为首的所谓革命力量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和特殊的治理模式，经历了祭风神、插红旗、统一发型和服装、偷吃人肉、办黑龙口学习班、万言书事件、破坏军婚等事件，展现了冯蟹、暮生和刘学仁等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和在那种治理模式下人们经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难。第四个故事的发生地以当归村为中心，通过鸡冠山挖金、森林抬参、农业开发、流产风波、戏生嫖娼、老虎事件、当归养殖、瘟疫流行等重要事件，刻画了以戏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在市场和金钱面前的奋斗与挣扎，从而形成了老余这个特殊的人物，所作所为，耐人寻味。

    《老生》就是由这样四个故事组成的，故事全都是往事，就如作者在一篇文章里坦言，《老生》中写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它们“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他说，这一切似乎远了或渐渐远去，但其实百多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老生》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由此看出，我们所追寻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触手可及的形态。

    《老生》的叙事也对应着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是“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小说不可能穿透时间的历史隧道来概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它只能截取一段人生的经历来阐述生活的哲理。经过多年观察发现，人的一生一般经历“扎根、生长、流变、癫狂和更生”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老生》这部作品里头，作者把这种人性特质与规律贯穿在一系列人物的情感纠葛之中，来对应上述几个历史时期。应当说，人们从皇权的统治里摆脱出来，去创造自我，实现理论意义上的扎根，这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随之而来的生活往往是平静而有韵味的，可生命成长的本性改变了生活的本真状态，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不仅经常遇到外力的强压，也会遇到内力的阻碍，作品所表征的生命现象是，遇外力越大，其生命力越强，遇阻碍越多，其流变的意识越盛，这就是所谓的“生长”；随后，在这种生长意识指导下的生命力最终实现了一次彻底的解放，也就是一个民族的解放；“癫狂”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焚毁，这种人们意识里头的偶然性，与凤凰自焚后更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架构表达。

    再看《老生》特殊的结构设计。晋葛洪《抱朴子·勖学》：“文梓干云而不可名台榭者，未加班输之结构也。”文章的结构应当与线索相关，线索是事物发展的脉络和探求问题的途径。一般的文章一条线索就足够了，可《老生》布设了三条线：一条线是《山海经》，整段整段的经文穿插其中，还有师生对白，或者解释；一条线是匡三，影影绰绰，似断非断，首尾相连；再一条线就是唱师，他既是四个故事的讲述者，又是部分事件的参与者。

    《山海经》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人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时，也找来一部《山海经》来读，主要是想找到有关凤凰的传说，从里头截取了一段“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段文字在小说里头让一位满腹经纶的林先生说出来，从而成为小说里的有机成分。而贾平凹这样大段大段地引用，在现代小说里头是不多见的。阅读之初，晦涩难解，仔细阅读，才知道这是整部小说的骨架：第一个故事里的引用“经文”主要指向东方；第二个故事里引用的“经文”开始向西；第三个故事里的引用“经文”主要朝向西北；第四个故事里引用的“经文”指向正北。我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向南的指向“经文”，但这种开放散射的结构其实寓意着秦岭地域之广，充满着玄幻的色彩。

    匡三这个人物在第一个故事里着墨并不是很多，在第二和第三个故事里出境更少，在第四个故事里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出场接受戏生的参拜。在我的感觉里，不管是老黑、雷布和三海，还是拴劳、马生、冯蟹和老余，这些人操纵的那些大大小小事件，都跟匡三相关，因为他是“司令”。因此，他无疑就是超越故事的象征性人物，并成为一条重要线索。比如，小说开头有较大篇幅介绍“真正的西北王”匡三的家族裙带关系，大到副省长，小到某市市长；在第二个故事里有那个徐副县长向人炫耀匡三送给他的一条被单，“晚上睡觉就盖着”；第三个故事里通过对匡三参加棋盘村战斗的回顾，引申出对一棵革命杏树的保护，甚至把匡三司令的生日四月二十九固定为杏树的生日；最后，戏生去给匡三司令去唱老山歌，唱到最后从口袋里掏出了红纸和剪子，匡三司令的警卫当胸一脚，弄得戏生脸清了一半，鼻涕眼泪流在地上。

    唱师是一个哲学的化身。按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歌师，我是神职，无尽的力量进入我的身体。”“我要不来，死人进不了六道，清风驿到处都是雄鬼。”他唱《天地歌》《引路歌》，他说“任何人死了都没有觉得他是死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梦见过死去的人，他们都是在死后我去唱过阴歌的人，他们出现在我梦里依然是以前的衣着装扮和音容相貌”，当瘟疫袭击了当归村，“来回唱，反复唱，直唱了三天三夜。”他死后，作者这样给他写碑文：这个人唱了百多十年的阴歌，他终于唱死了。他不仅给我们讲述着一个一个的故事，其中他也参与了许多。比如李德胜为首的秦岭游击队失利后，保长让人挖坑掩埋游击队员尸体，居然还有一个活的，唱师就对头目说：这个人还活着。头目说，就你多嘴。

    《老生》特殊的结构设计应验了詹姆斯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生的经验是无限广阔的，作家的感受能力也各不相同，因而小说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他在《<一位女士的画像>序言》中所强调的：“小说这幢大厦不只有一扇窗户，它有千千万万的窗户。”我想，贾平凹的《老生》给读者竖起了一面可以开凿无数个窗口的墙，为我们的再创作提供了可能。

《老生》所蕴含的中国元素

    贾平凹在本次研讨会上有一个精彩的发言，他说站在商洛看北京，北京很偏远，看上海，上海很偏远。言外之意，他脚下的商州大地已经构建起一座文化堡垒，其所蕴含的中国元素形成了文体的精神内核。他认为，从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看，历来有两种流派，或者说有两种作家的作品，他不愿意把它们分为什么主义，只作个比喻，把它们分为阳与阴，也就是火与水。火是奔放的、热烈的，它燃烧起来，火焰炙发、色彩夺目；而水是内敛的、柔软的，它流动起来，细波密纹、从容不迫，越流得深沉，越显得平静。火给我们激情，水给我们幽思；火容易引人走近，为之兴奋，但一旦亲近水了，水更有诱惑，魅力久远。火与水的两种形态的文学，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它们分别都产生过伟大作品。按照这种观点，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废都》像水，而《老生》就是火。

    这还不是所谓中国元素的全部，中国元素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根本在文学作品里的具体反映。比如，中国文化中关于太阳历和阴阳五行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对宇宙自然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这些看法如何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它的哲学观念？比如，中国的宗教有儒、释、道三种。道是讲天人合一，释是讲心的转化，儒是讲自身的修养和处世的中庸。这三教如何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构成和运行？比如，除了儒释道外，中国民间又同时认为万物有灵，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界的阴阳的分辨。上述元素陈述也出自贾平凹之口，正因为他有对中华文化的透彻理解，才使《老生》充满着更多的中国色彩。

    阴阳平衡是生命活力的根本。阴阳平衡则人健康、有神；阴阳失衡人就会患病、早衰，甚则死亡。《易经》告诉我们，阴阳运动是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凡是向阳光的、外向的、明亮的、上升的、温热的、永恒运动的，都属于阳。凡是背阳光的、内守的、晦暗的、下降的、寒冷的、相对静止的，都属于阴。阴阳之间是消长转化的关系，是互根互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阳极则阴，阴极则阳； 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长；阳主热，阴主寒；阳主动，阴应静；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老生》作品里除了表现男女这对阴阳关系之外，还有一对特殊的阴阳组合，就是第二个故事中马生和拴劳的关系。邢轱辘和许顺因调地后的一棵树闹出矛盾，拴劳去调解，怎么调解都不行。马生去处理，拿着斧头把树砍了，邢轱辘和许顺都没有说啥，树桩上向外流红水。由此看出马生和拴劳鲜明的性格对比。本来可以作为一个法律事件来处理的，却被马生这种无赖式的方式毁掉了。应当说，这是一种用人性平衡的方式对自然平衡方式的破坏与挑战。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老生》第四个故事里头，在老余的指引下，戏生所做的所谓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猪是半年出圈，鸡两个月就长大，吃柿饼导致胎儿流产，编造老虎谎言，到后来的瘟疫横行，都是人们“反天地之道”酿成的恶果。

    儒道互补正是中国文化中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两股力量。儒家的精神和道家的智慧构成一种周延的哲学形态，即儒家以道家为因，道家以儒家为果，而儒道之间又分享着共同的一元、自因和时间性哲学特征。儒道互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的概括，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基本都衰落或断绝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和主体结构。儒道两家学说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互补的文化机制，儒道互补犹如阴与阳、正与负的互动和互补一样，相生相融，相辅相成，奇妙无穷，经久不衰。《老生》中唱师的唱词好多都是经典的中庸之道。如：“人生在世没讲究呀，好比春蚕上了殂，自织蚕茧把己囚。人生在世没讲究呀，说是要走就得走，不分百姓与王侯，妻儿高朋也难留……”等等。

    《老生》中有几个智慧型人物，比如李得胜、拴劳等。他们都是属于内心存在良知，而且善于行动的那种人。知行统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表现在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最近，余秋雨先生在央视毕业季“开讲啦”栏目有段精彩的演讲，他希望青年学生去努力寻找远方的自己。他说，自己曾经用半年时间探访世界古文明遗迹，寻找那些曾经辉煌但现在已经遗落的信息，并与我们中华文明作比较，得出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依然傲立在世界东方的原因。我想，我们的文明状态之所以能够延续，除了这个文化内里的有机与包容外，也与有《老生》这类作品所传播的中国元素相关。

    总之，《老生》的结构张力和对中国元素的透彻表达，形成了作品关注历史文化的广度，以及对人性挖掘的深度。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刚刚参加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批评家去剜烂苹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老生》虽然没有《废都》那样去描写“色情”，但对人性丑恶的揭露也可算是淋漓尽致的。作品里头没有“高、大、全”的革命者，只有匡三、马生、戏生、老余等身带瑕疵的为革命工作的人，他们把自私与奋斗、专权与博爱、投机与忠诚融于一体，形成了一个个立体的人，这既是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是容易引起一些人诟病和批判的一个原点。

    作者：胡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