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录囚三事

　　录囚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皇帝或官员对在押囚犯所犯案件进行复核，审查档案卷宗，听取犯人申诉，可以说是在行刑之前纠正冤假错案的最后一个机会。
　　录囚制度起源于西汉，刚开始只是地方长官录囚，东汉时有了皇帝亲自录囚的记载。经南北朝，录囚制度在唐朝发扬光大，皇帝亲录囚徒成为正式的制度规定。唐太宗充分利用录囚这一机制来了解全国司法状况，经常亲自到监狱和犯人对话。犯人如有冤枉，可以在皇帝面前当场喊冤，从而获得洗冤新生的机会。
　　死囚归狱的意义
　　关于唐太宗录囚，最著名的莫过于死囚归狱一事。白居易曾在《七德舞》一诗中对此大加点赞，其诗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有人劝太宗要“以威刑肃天下”，用严刑峻法整肃天下，树立新皇帝的绝对权威。唐朝有名的良臣、直臣魏徵听说后，劝唐太宗万万不可如此，“以为不可”，还专门上了一道奏疏，苦口婆心地劝唐太宗要行仁政，以恩待下，善待百姓，淳风俗，化天下，“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
　　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魏徵的建议，“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在刑罚方面尤其是慎之又慎。贞观初年，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为了保存人口劳动力，尽快恢复发展生产，朝廷在死刑方面贯彻了少杀慎杀的原则，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全国总共才判处29人死刑。
　　古代人犯被判处死刑后，除非是斩立决，否则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立即执行，而是长期关押在监狱中，这样到了贞观六年的时候，全国各地监狱里羁押了累年判处的大约390名死刑犯。
　　贞观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唐太宗到长安的监狱视察工作，与在押死刑犯谈话。在古代的司法环境中，不一定就是犯下杀人等重罪才会被判死刑，很多人是受牵连而被判的。看着这些犯人马上就要生死两隔，唐太宗一时心头发紧，“闵之”。随后决定和他们立一个君子协定：放死囚回家，“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即再给他们一年时间，返乡与家人团聚，参加劳动生产，待到来年秋收之后，再来监狱接受死刑的惩罚。
　　接着下诏给全国监狱，要求均照此办理，“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放出关押死囚，让他们秋后集体赴长安等候最终发落。
　　经过一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耕生活，死囚们洗心革面，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宝贵美好，也就能坦然地面对应得的惩罚。到第二年即贞观七年九月，390名死刑犯一个不少“皆如期自诣朝堂”，全部到长安朝廷集合，准备领死，“无一人亡匿者”。
　　唐太宗感动了，“嘉其诚信，悉原之”，当即宣布将死囚全部赦免，以表彰他们的诚信之举。诚信乃立人之本，既然死囚们重信守诺，告别旧我，朝廷也就有足够的理由给予他们新生。
　　当然，唐太宗深知，赦免罪犯只能是偶尔为之，为了沽名钓誉屡屡大赦，只会让为非作歹之徒心存侥幸，“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这不仅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更是对守法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漠视。近400名死囚来归狱之事，不仅考量着皇帝对百姓的宽仁情怀，更考验着朝廷对社会的掌控能力。
　　面对“天命”的自信
　　贞观三年三月初八，唐太宗到监狱“录系囚”，亲自过问囚犯犯罪情况，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案子。
　　有个叫刘恭的平头百姓，“颈有‘胜’文”，脖子上有奇形怪状的纹路，有好事者看来看去，认为这些纹路可以组合成一个“胜”字。脖子上天然一个“胜”，意味着刘恭有天命在身，“当胜天下”。刘恭听了好事者的一番忽悠，也自命不凡，整天说自己将来要得天下坐江山如何如何。
　　刘恭神神道道的自吹自擂，没多久就引起了官府的重点关注。官府认为刘恭这是在公然策划谋反事件，就以谋反的罪名将他扔进监狱，关押起来，“坐是系狱”。按照唐律规定，谋反属于“十恶”大罪，是要处死并罪无可赦的。而且对于谋反这事，古代社会向来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尽其所能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
　　太宗皇帝翻阅完卷宗，立即指示将刘恭给放了，“乃释之”。太宗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刘恭真有天命在身，就算杀了他也是没用的，杀了一个刘恭，还会有千万个刘恭；若是他没有天命，一个“胜”字而已，掀不起什么大浪。朕作为堂堂大唐皇帝，连这点政治自信都没有，还怎么治国理政、协和万邦？
　　在皇权社会的法治环境里，办案官员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在政治案件尤其是谋反案的判处上往往从重从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亲自录囚，豁免一些莫须有的政治犯，既减轻了审判官的政治压力，又挽救了百姓的无辜生命，还彰显了君主的自信胸怀，实为一举多赢之事。
　　卫士杀人的逆转
　　皇帝在录囚的过程中，不可能亲自与每个死刑犯都一一对话，更多的时候只是亲自审阅案件档案。翻阅卷宗后，皇帝如认为案情有疑点，可以指派官员重新审理。
　　贞观时期，有个叫张迪的百姓和妻子在卫州开了间名为板桥店的旅馆，一天老板娘回娘家探亲，只留张迪和一帮伙计看店。当天杨贞等三个隶属于京城长安警备部队“三卫”的军人投宿板桥店。深夜店里发生一起凶杀案，店老板张迪被人杀害。等到天亮之时，店里伙计把杨贞三人团团围住，说他们就是杀人凶手，并报官抓人。
　　官府衙役到板桥店后，拔出杨贞三人的佩刀，只见刀上血迹斑斑。这下人证物证俱在，衙役们当即把杨贞三人锁拿归案。杨贞等不承认杀人，但三人受不了严刑拷打，“遂自诬”，被迫签字画押，“承认”杀害了张迪。
　　唐太宗录囚看过案卷后，认为案情有蹊跷，“上疑之”：杨贞等人只是路过卫州，偶住板桥店，和店老板张迪素不相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会临时起意杀人，动机何在？夜半三更行凶之后，为何不立即逃走，而是坐等天亮束手就擒？疑问之下，唐太宗派御史台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蒋恒赴卫州重新查办此案。
　　在唐朝之前，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但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御史台获得受理诉讼的权力，和大理寺、刑部一起成为中央三大司法机构。御史可以推鞠狱讼，并参与司法审判。因此，御史蒋恒可以在法定职责范围之内，复审板桥店老板张迪被杀一案。
　　到卫州后，蒋恒直接奔赴板桥店案发现场。经过一番调查和审讯，伙计甲对杀害张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他早已与老板娘勾搭成奸，为免奸情暴露，就对张迪起了杀心。他趁杨贞三人入住板桥店之际，深更半夜偷出他们的佩刀，将张迪杀害，“取三卫刀杀张迪”，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佩刀放回刀鞘。
　　谁料太宗皇帝圣明烛照，录囚审阅卷宗时发现疑点，派蒋恒重审此案。若不是有录囚制度，他们三人就真成了刀下冤魂替死鬼。结案后，蒋恒将破案经过和案件实情上报，太宗赐给他两百段绢帛，并连升两级提拔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
　　太宗录囚三事中，近400名死囚来归狱是中华法系“慎罪恤刑”精神的重要体现。将刘恭无罪释放和重审杨贞杀人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公权对无辜受冤百姓的主动司法救济，是对审判程序的主动司法监督。相比于案件当事人通过个人上诉、申诉等程序来启动再审，进而讨回公道的纠错机制，录囚这种主动型的错案追究机制，显然更能提高法律运作效率，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 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