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追寻真相即是一种善

　　四十多年前，一部由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追捕》，引发了中国的观影热潮，也由此，日本的影视作品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但是，近年来，在欧美大片的冲击下，除了几部口碑效应的动漫外，日本电影在中国似乎并不卖座，人们耳熟能详的，似乎仍是《追捕》。相较之欧美大片的火爆动作、英雄主义，日本影片充满着东方式的细腻情感，甚至在《追捕》这样的侦探悬疑片中也是如此，这样的风格，同样反映在是枝裕和导演、福山雅治主演的影片《第三度嫌疑人》中。

　　《第三度嫌疑人》的日文名字是《第三度杀人》，故事说的是一起“杀人案”。律师重盛朋章为有犯罪前科的杀人犯三隅高司辩护，但三隅的供述不断地反复，使得重盛陷入“盲人摸象”般的困惑中。三隅最初供述说是心怀怨恨，故而抢劫杀人；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称受害人妻子为了骗取保险赔偿，委托他去杀人；到了受害人女儿山中咲江的口中，故事更为离奇：她常年受到父亲性侵犯，三隅感知了她的愤恨，为她杀害了父亲；在最终的庭审中，三隅竟然全部翻供，说自己并未杀人。这么多说法，是谎言，是故事，还是真相？到最后导演也没有给出回答，只留下律师重盛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十字街头，迷茫地仰望天空。

　　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虽被定位为犯罪悬疑类影片，但单纯对故事情节的曲折，抑或是港式警匪片的动作场面有所期待的话，观众恐怕是要失望。影片充斥着冗长的对白，有时候，两位主演相对而坐，如重盛与三隅在监狱的多次会见，进行长时间的对话，镜头中甚至只剩下相对的两张侧脸。然而，这部影片的精彩，或者说耐人寻味之处，也恰恰是在各种各样的对白之中。剧情的曲折反复，人物的内心波澜，都通过演员的话语，以及丰富的表情展现出来。

　　在一系列对白中，律师、嫌疑人及检察官多次探讨的问题，正是犯罪的真相。嫌疑人反复修改自己的口供，律师重盛无奈坦言：“我们永远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只要有利于委托人就好了。”这一说法虽不符合人们的正义感，却也不违背律师的角色伦理，律师当然应忠实于委托人的权益。而面对几封邮件“编造”出的委托杀人故事，企图推翻检方指控时，愤怒的女检察官说，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律师，才使那些犯罪者不敢正视自己的罪行。重盛反问她：什么是“不敢正视”？女检察官说，就是从真实面前移开目光。这似乎又在提醒，律师或者犯罪嫌疑人，到底有没有勇气面对真相。最令人震撼的，是在死刑判决之后，三隅对重盛说：你相信我的故事吗，其实你们对真相没兴趣，只是想打赢一场官司。受害人的女儿咲江更是直言不讳：“这里没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可以说，什么是真相，到底如何对待真相，构成了影片的主题。

　　影片剧情自然是虚构的，但它却投射了现实的影子。这一出围绕着杀人真相展开的戏中，透露的是审判中每个人不同的追求。作为检察官，她当然要确定犯罪的真实，不容拆开的塑封钱包、实施犯罪的铁榔头，都作为证据指向了杀人的真相；作为法官，他希望尽量能够按时完成审判，否则会使名誉受损；对于律师重盛，他通过追溯嫌疑人犯罪的动机，偷窃钱包的时间等，试图构建另一个真相，即是杀人后盗窃，而不是抢劫杀人，这能够帮助委托人减轻刑罚；受害人女儿咲江，她在律所，甚至差点在法庭上讲述另一种“真相”，按照重盛的说法，她只是想说出真相，“满足正义感”；最难以捉摸的嫌疑人三隅，或者是为了减轻刑责，或者是为了保护他人，又或者仅仅是满足自己掌控生命的畸形欲望，在不同的动机下，讲述了完全不同的犯罪“真相”，让参与审判的每个人，也让观众陷入有关真相的层层迷雾之中。

　　这其中，涉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别，也涉及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对真实的不同倾向。客观真实是特定案件或犯罪发生的原初真实，是因时间流逝而不可再现的；法律真实则是通过当事人陈述、证据、勘验等构建起来的真实，它可能接近客观真实，但二者永远不可能等同起来。

　　更重要的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审判中承担的职责不同，他们对于真实的理解各异。检察官承担追诉犯罪的职责，他当然力图要证明犯罪真实的存在，故不可避免地偏好于有罪的真实。律师则不同，他们受雇于委托人，只需要提出“合理的怀疑”，足以构成对检方犯罪真实的挑战，即算是完成了职责。正如德恩里克在《法的门前》所言，“律师的目标是胜利，是赢得争斗，而不是帮助法庭发现事实。”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律师甚至会这样做：如果事实有害于委托人，而律师认为对方无法证明，他将不会承认这些事实的存在。如果律师知道，一位证人不准确的作证有利于自己的委托人，则律师会阻碍那个可能暴露其不准确性的交叉询问，他不仅会确保陷阱不被掀开，还可以“在陷阱上再撒几片叶子”。

　　对真实的不同追求，源自于刑事审判的根本属性。刑事审判当然要寻求真相，但真相的发现只是一个目的，而非唯一目的。在分析美国司法体系时，德肖维茨说，不同于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形式审判偏好某种特定的真相。所偏好的真相，是认定嫌疑人并未犯罪，同时要求陪审团宁可错放，即使在某些案例中，被告似乎真的有罪。它源于根本的价值观，“误判一个无辜的人比错放有罪的人更糟。”因此，法官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的证据及事实认定标准。在刑事审判中，出于各种原因，证人改变证言，被告人当庭翻供，其改变或翻供后的陈述，如果得不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其真实性是难以得到保证的。经过与庭前供述笔录与当庭辩解真实性的对比分析，法官最终是将证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作为采信证据的主要标准。

　　当下我国正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很多学者强调了“司法的亲历性”，其中缘由，正是因为真相获得的不易。任何案件，总是案件的发生在前，而司法人员的认识在后，司法人员对案件的客观事实根本没有看到过，他们要认识的是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实，即通过证据来建构的“法律真实”。犯罪分子为逃避追究，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掩盖、毁灭证据，侦查人员也会因各种原因发生错讹，这使得认识案件事实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故法官需要亲历审判的过程，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使之更加符合客观真实。

　　事实上，绝对的客观真实并不可能再现，正如影片中三隅在隐秘昏暗的河边杀人，这一切几乎无法再现，即便是真的有摄像头能够记录下一切，三隅犯罪的动机也无法真实呈现，只能随着他的陈述陷入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幻影。然而，作为一个法律人，对真相持之以恒地不懈追寻，已经可以称之为一种“善”，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我们追求“真善美”，但是“善”首先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没有真实，就很难有“善”，更不可能通往正义。因此，真正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法官，面对生死攸关的刑事审判，无不如履薄冰，谨慎行事，其原因就在于真相难寻，而真相又直接关乎正义的实现。学者惠特曼在追溯合理怀疑的起源时即指出，依照神学禁律，任何人都不得杀戮，故刑事法官们在审判时处于焦虑状态，不只形成了“排除合理怀疑”规则，还出现了欧洲大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规则，它其实是一个道德神学规则，波斯休斯追溯了道德神学后说：“首先，你应当知道，法官绝不能急于惩罚，而是必须仔细斟酌所有事项：仓促决定必定悔恨。他必须遵守正当的程序，然后尽力确定真相，只有做完这些以后，他才能判决。必须引导法官心怀怜悯地施以刑罚。”中国的司法审判自然与基于神学的欧美审判不同，但这一思想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那就是，司法者面对真相、正义，必须保持敬畏。

　　在司法审判的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冤案错案的发生，不是因为完全无法得到真相，而是个别司法者忘记了尽力追寻真相的职责，或因为某些证据所揭示的真相与其主观的意愿不合，就选择性无视，最终只能使司法裁判的结果偏离了正义。也即是说，司法者只有审慎地对待证据，不懈地让法律真实去接近客观真实，以真实达致良善，才能最终获得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