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比从政立身教义之判牍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人编撰《文苑英华》,其中有五十卷为唐代判词，多达一千多则。遗憾的是大多数判词，没有注明作者。 “赃贿判”是其中之一，虽标明作者为赵嘉昭，但其详情又不得而知。该判词洋洋洒洒，在判明当事人的违法所在及对其作出处罚外，着重从官员清廉从政、永葆纯洁操守的角度述说大义，简直就是一份晓谕檄文，今天读起来，仍受益匪浅。

　　此案的基本事实是：“河南县丞张季昭贷官钱一千贯私用。县令王楷纠从枉法。季昭云：‘既立帖取，明即拟还。’不伏。御史宋冲断为真盗。”

　　这是一起官员利用职权变相侵吞公款的赃贿案件，数额到底大不大，看个类比就清楚了。唐代曾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在诸州设置储粮备荒的常平仓，其中规定常平仓的本钱，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张季昭侵吞公款的数额，相当于一个州设置常平仓的本钱，应该说是很大的了，其行为当然已构成犯罪。但张的行为究竟是真盗罪还是准盗罪，御史宋冲断为真盗罪，张本人不服，认为“贷”就是借款，又写有“文记”，不构成真盗罪。

　　唐代有两条法律，是认定张季昭行为性质的法律根据。一条是《唐律》卷二十 “公取、窃取皆为盗”条,其规定：“诸盗，公取、窃取皆为盗。”《疏议》曰：“‘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注云‘器物之属须移徙’者，谓器物、钱帛之类，须移徙离于本处。珠玉、宝货之类，据入手隐藏，纵未将行，亦是。”另一条是《唐律疏议》卷十五 “监主贷官物”条，其规定：“诸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贷若贷人及贷之者，无文记以盗论，有文记准盗论。立判案减二等。”该条注：“文记”谓取抄署之类。即相当于奏文抄报署领。本案张季昭贷官钱私用，立有“文贴”即文记，应属于“有文记准盗论”者。赵嘉昭在判文的最后认为，“既立文贴，应有限期，或即结刑，恐成疑狱。”张季昭“既立帖取，明即拟还”的申辩理由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然而，该判文的大部分文字，是指明官员从政立身的法宝是“不贪”，再就是揭示罪犯贪赃的内在原因是“贪欲”，这才是该判牍的精华所在。如“雷电作威，先王以严刑断狱；脂膏不润，古人以从政立身。故贪乃败名，子罕以不贪为宝；财悖而入，疏广以多财累愚。河南帝城，四方取则，毗赞之职，必惟其人。”即先皇如雷霆闪电般严厉惩贪。东汉孔奋为富裕之地的长官，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廉以自守，不改清操。宋国司城子罕，人送宝玉不受，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汉代疏广不为子孙积财，还说：“（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大家都拿他们几人作为榜样，辅佐朝廷必须是这样的人。

　　如“季昭策名清时，沐我玄化。不能独峻其节，有戾冰霜；翻乃难满为心，自同溪壑。况飞龙在运，振鹭盈朝，官材必孚，名器无假。不义而富，闻夫子之有言；刑故无赦，著文王之作罚。临财苟得，古则耻之；陈力不能，今也宜止。”即张季昭在太平盛世担任了官职，蒙受圣德泽润，却藏着难以满足的贪欲，不能保持清廉气节，有违纯洁清白的操守。帝王居高临下，展示鹭鸶洁白羽毛，招揽操行纯洁的贤人，只有贤人才能为民众所信服，好的操守犹如名器是不能随意丢掉的。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还说过，能够施展自己才能的就可担任官职，如果不能就应罢官免职。张季昭面对钱财随意求取，见利忘义，早已不能施展才能正常履职，应予解职查办。

　　以不贪为宝，官须无贪欲，这就是此判牍给张季昭开出的两剂药方。可以说，时至今日，这两点仍是一切公职人员包括人民法官必须时刻谨记的铁律。应把“当官”与“发财”彻底掰开，破除“当官发财”的错误观念。甘做人民的好公仆、好法官，守得住清贫和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力维护公平与正义，是永远在路上的任务，是一丝一毫放松不得的。

　　左连璧（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