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与美化：罗马政制的古典叙事

    美化历史：古罗马人的自我讲述

         19世纪中后期法国古典学院派画家杰罗姆（1824年至1904年）的《奴隶市场》与《奴隶拍卖》这两幅画作，描绘的是交易罗马奴隶的场景。画面中心的女奴，是交易的对象。在罗马法中，奴隶不是人而是物，是法律客体。当众被拍卖，是人极大的不幸，但画中的女奴身姿优美，周围的男性也对她是欣赏的。对罗马历史的美化，并不独体现在杰罗姆的画作中。事实上，表现古罗马的历史和古罗马人光荣事迹的题材，持续地出现在17世纪4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杰罗姆时代的学院派古典美术作品中。19世纪学院派美术的主要创作题材，仍然最为推崇历史画，并且延续了古典绘画形式完美、内容高雅的艺术品格。

       古典学院派描绘的被美化的罗马历史，承袭了古罗马人自我讲述的视角。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罗马人的始祖、特洛伊小王子埃涅阿斯，与希腊人战败后向西逃离，来到古意大利，击败当时的国王图尔努斯，建立王国阿尔巴。途中，他向预言家西比尔请教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父亲阴魂的指引下，他看到了他的子孙建立罗马、由氏族部落逐步扩展到征服意大利，兼并地中海东部等。其父安奇塞斯告诉埃涅阿斯，成就罗马的是强权和武力。

       战争以及帝王的历史，构成了古罗马人记述自我的核心主题，战争、政治和权力，不再是希腊思想家式的智识的探索、学术性的活动，而是真实地创造和改变社会格局的力量。

       而古罗马的公共建筑、城市建筑以一种无声的方式，讲述战争、政治和权力。在罗马人的发源地台伯河沿岸，考古发现了两种骨灰盒，女人的骨灰盒是棚屋的形状，男人的骨灰盒是头盔的形状，意味着女人的最终归宿是家庭，而男人则是杀场。罗马最早的城墙建于公元前4世纪，那是在高卢部落劫掠罗马城之后，它体现了易受攻击状态下自我保护的心态；而到了公元3世纪晚期，奥勒良皇帝统治时期，强势扩张结束，奥勒良墙的建立体现了维持现有疆域的心态。作为罗马的代表性建筑，圆形大剧场（角斗场）满足了城市居民在和平状态下，对暴力、战斗、胜利和死亡的渴望的心理。提图斯凯旋门、图拉真记功柱更以图画的方式，以胜利者的姿态记录战争场面和历史。

       在古罗马人眼中，必须赢得一场重要的对外战争，才能有资格当皇帝。罗马人崇尚武力，却始终对专制权力保持警惕和反感。伟大的帝王更关心公共建筑广场、市场、法庭、庙宇、浴场；而暴君更倾心私人住宅。参考亚历山大城，凯撒回到罗马后，兴建利乌斯广场、维纳斯神庙、罗马图书馆、高速公路和运河；而荒淫残忍的尼禄，在罗马大火后没有为人民重建家园，反而征用市中心最好的建筑，为自己建造金殿。

       强大与脆弱：思想家笔下的古罗马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对古罗马的倾慕，很大程度上源于古罗马诗歌、历史和建筑遗迹的激发。思想家们将古罗马的强大与其政治结构关联。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盛赞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的政制，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形态。平民与元老院的分裂促成罗马共和国自由又强大，护民官的设立使共和制趋于完美，控诉制维系了共和国的自由。同样，孟德斯鸠将罗马的繁盛归结为罗马的制度和领袖。

       王政时代结束后，罗马进入共和国时期，君主的权力由两位执政官共同享有，每年选举一次，代表贵族权力的元老院，由曾经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的人组成，作为咨议机构，共和国后期，又设立维护平民利益的护民官一职。正如希腊人波里比阿的分析，罗马政制是混合政体的典范，是其强大的根本原因。从西塞罗对百人队大会制表决方式的赞许中，可以看到混合政体在具体事务中的实践——这种投票方式既允许所有人都参与投票，又把权力保存在第一等公民手中，贵族手中。

       如此强大的古罗马为什么会走向分崩离析？古罗马建立在战争和扩张之上，在这样一个没有商业、没有工业的城市，古罗马的富强是靠劫掠获得的。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罗马的政治体制依托于军事力量。但是当权力建立在军事强权之上，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就变得非常脆弱。法律规范总能因为发动战争的理由，被变通、破坏，因此古罗马的政治体制总是不稳固的。

       而法律确立的执政官之间的制约关系，也常常因为执政官个人利益和私人关系变化莫测。在外征战的凯撒为了拉拢在国内坐镇的庞培，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他，但两者的关系在凯撒的女儿难产去世后逐渐疏离、瓦解，变成敌人。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联盟，以及君士坦丁创立的四帝共治，都因为帝国财富和军事资源的变化、重组而分崩离析。吉本所分析，罗马帝国衰亡的其中两个原因：近卫军的暴乱、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之争，实际上都源于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罗马政治体制本身的不稳定。

       古罗马政制所意图实现的权力的制约，在根本上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约，享有权力的人与人的制约以及最高权力者的自我制约。而这些制约都极不稳定，特别是最高权力者的自我制约，如以编纂《国法大全》著称的皇帝查士丁尼，为了和他心仪的女演员狄奥多拉结婚，也能够随心所欲的修改法律。

       共和制的执政官制度，激励着那些渴望战争、野心勃勃的人，在达到富裕的登峰之后，他们便堕落为腐，如孟德斯鸠说：“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他享乐。罗马的法律后来已无力统治共和国，不应该责怪某些个别人物的野心，应该责怪的是人；他越是有权力，就越是拼命想要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许多，所以要求占有一切。”

       即使在共和国的名义下，罗马始终是一个强权者的国家、贵族的国家、富人的国家。古罗马的剧院、竞技场、浴场确实可以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只需要花费很少就可以享受。但是，相比权力通过诗歌、史书和建筑留下的痕迹，那些最大多数的弱者的沉默——被残酷迫害的基督徒、家庭奴隶以及被压榨的广大农民——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可这种权力建立的方式和运作的方式，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强烈的意识和力量进行反抗。

       复古以喻今的古典时代

       马基雅维利生于一个复古的时代，他从古罗马强权、英雄、混乱、不平等的历史记述中，发现了“自由”的元素——他称赞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罗马政权，肯定所有的权力都需要武力，认为是罗马人的好战、善战造就了罗马人的勇猛和荣誉感，主张用勇猛的力量而非温和的力量，哪怕像罗慕洛杀死他的弟弟那样创立国家；他称赞罗马的混乱有保障自由之功，对自由有利的一切法律都源自共和国相互冲突的成分，国家的凝聚力在于“敌意”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友善。

       马基雅维利对罗马的推崇，并非简单的复古，而在于借罗马共和国的制度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18世纪法国专制时代的孟德斯鸠，基于罗马的历史阐发权力的本性、法律约束权力的意义、权力制衡的设想；18世纪英国宗教自由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吉本，基于基督教教义和教会思考罗马帝国的衰落；卢梭参考罗马人民公会、保民官制度、独裁制、监察制论述人民主权与公意的实现；汉密尔顿以森都里亚大会和特里布斯大会的共存，例证州与国会立法机构并存的合理性，莫不与其时代立场相关。同样的，与马基雅维利所解读的自由相对的，是马基雅维利对中世纪漫长宗教控制的控诉，认为它造成了意大利的长久分裂和人民的软弱，并呼吁佛罗伦萨人民为武装反抗意大利外在侵略，应像古罗马人那样勇猛地争取自由。

       马基雅维利在从罗马政治中领悟的罗马人的自由，不同于蒙森所说的希腊人的个人的自由，而是摆脱了贵族强权的平民的、群体的自由、集体的自由。马基雅维利对罗马的推崇，更多的是源自困于长久分裂和思想钳制的国民对强国的崇敬，即便它是一个靠掳掠外邦和压榨奴隶、农民而生存的国家。

       根据安德鲁·林托特在《罗马共和国政制》中的总结，对罗马历史的科学研究，一直要到19世纪的中期德国的尼布尔、蒙森等人的研究；而被称为古典时代的，无论是艺术、思想还是历史，对于古罗马的讲述，无不带有一层理想色彩。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