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杂谈

　　我真正关注方言，缘于一次远途经历。这些年经常有机会去往十三朝古都西安，光顾得多了，在重复中逐渐产生了许多的新鲜想法。暑假期间陪闺女游览兵马俑，望着威武雄壮的整齐军阵，“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呐喊声在耳畔久久回荡，一个奇怪念头突然打心底冒出来：军阵前方的千古帝王，发施号令所使用的，会不会是陕西方言？

　　尽管视线被绘声绘色的讲解从军阵吸引到了导游那表情丰富的面孔上，我的思想却瞬间跨越时空，秒回到了秦朝。思想的终点与目之所及相联结，始皇帝的形象顿时变得生动。想想当年令天下群雄闻风丧胆的大秦帝国始皇帝居然跟面前导游一样，说话便带有浓重鼻腔音的秦腔语调，就忍不住好奇起来。

　　我差点儿被这想当然的理解给糊弄过去。所谓的方言，说白了其实就是通行于某一区域的土语、土音。关于方言区究竟应该划分为七个抑或十个，甚至更多，历来存在争议，不过各方面对西安属于北方方言里的中原方言，意见却是一致的。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在地，历来多战乱，而这些战乱几乎都跟北方少数民族存在关联，自北向南波及，跨过长江后气力衰减，趋于风平浪静。或许正是由于较北方相对安稳的关系，历史上中原人口因战乱南迁的现象十分普遍。著名的，一次是西晋末年晋元帝司马睿率众衣冠南渡建立东晋，一次是唐安史之乱中原士庶南徙，还有一次是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率众衣冠渡江建立南宋。三次南迁，第一次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西晋末年，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引发八王之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机能瘫痪。塞外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部落趁机入主中原，史称五胡乱华。期间，先后建立的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政权，对没有逃亡的汉人残杀掠夺，甚至把汉人当作移动的军粮“两脚羊”，致使十室九空，汉人由太康之治时的2000多万锐减到400余万，几近灭种。五胡乱华持续了百余年，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孝文帝即位后，推行汉化政策，禁胡语，改说汉话。胡人初学汉话，发音不准确、言语生硬别扭，胡言乱语的说辞便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中原人口大批量南迁，留守的中原人口在战乱中数量急骤减少，加之少数民族的大量涌入、融合，使得中原地区的语言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在西安地区，除了个别发音，如今已经很难体味到当年始皇帝所讲的地道中原方言了。历史穿越小说的鼻祖《寻秦记》中，项少龙穿越回战国时代，凭借过人武功和智慧游走于诸强之间，帮助始皇帝对内剿除权奸吕不韦、嫪毐，对外一统六国的跌宕起伏故事令人神往。而实际上，作者黄易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也就是语言问题。战国时代的语言，搁到唐宋已经很难听懂，更别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了。项少龙穿越回秦朝，单语言交流就是个大问题。《寻秦记》之后，历史穿越小说遍地开花，也是都忽略了这语言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拿吹毛求疵的眼光审视，似乎有些过于较真，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乐趣无疑会减少很多。

　　探讨方言的变迁，其实就是追循历史文化的踪迹。五胡乱华期间，中原人口被迫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向南迁移，目的地主要是鄂豫南部、皖赣沿长江南部、赣江上下游。安史之乱，中原人口向更南方继续迁移，主要去了皖南、赣东南和闽西南。至于后来的宋高宗那回，则更远到达了粤东、粤北。历史上中原地区发生的战乱当然不止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和金人南下这三回，还有元人入主、清军入关等多次，由北向南的移民潮从未停止过。南迁的移民颠沛流离，既面临陌生的自然环境挑战，又要消弥因资源紧缺而产生的来自于迁入地土著的排斥，特殊的生存条件使得南迁移民聚群而居，逐渐形成了客家人这个群体。客家人背井离乡，将对故土的思念很大程度转化到对于语言、文化的认同上，以语言作为身份识别的工具，因而较好地保留了中原地区许多古汉语词语的发音特征，客家话也由此被称作古汉语的活化石，使用客家话吟读唐宋诗词，更觉押韵、朗朗上口。客家话的价值当然不仅限于较好地保留了中原地区许多古汉语词语的发音特征这么简单，而且还体现在对古诗词等的理解把握上。比如，南宋朱熹的那首《观书有感》，许多人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的“渠”理解为水渠，其实是不准确的。想要找到确切答案，需要联系上下文才行。既然首句说的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那么接下来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显然跟首句是相呼应的，“渠”应该指向首句的“半亩方塘”才是，朱熹祖籍江西，出生地福建三明为客家人聚居地，估计也是客家人。客家话中，就将“巨”或“渠”指代“他”，福建、浙江等地至今仍有这一传统。

　　往细里思考，不止客家话，所有的方言骨子里似乎与生俱来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独立性。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讲关于方言的笑话。某人外出工作几年，回到家后飘飘然不知所以，怪声怪气不说好话，惹得老父亲甚是恼火。有天爷俩收割荞麦，这家伙没事找烦，撇着腔调问：“红杆绿叶开黄花的是啥东西？”结果被老父亲摁倒就是一顿暴揍。痛得实在受不了，拿本地方言高声紧急呼救：“不好了，不好了，荞麦地里打死人了！”

　　被这故事乐得东倒西歪捧腹大笑，至今都清楚记得大人那意味深长的神情。还听了好些村子里某某某在外多年乡音无改的正面典型事例。故事听得多了，沾着泥土气息的方言便在思想观念里愈发牢固地深深扎下了根，成为陪伴闯荡江湖的不二家乡标签。

　　排他性、独立性下，不同地区的方言百花园里的灿烂花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性。感受各地区不同方言的最好方式，是搭乘高铁。途中的每次停靠注意力都特别集中，饶有兴趣地端详乘客手提背驮行李胜利地挤进车厢，眯缝着眼睛左盼右顾找寻座位，待确定下座位，又开始抢占行李架有利位置。期间，或与同伴交流，或冲同排座位的乘客借光，或坐定后向亲友打电话报行程报平安。竖起耳朵细细分辨，车厢里飘荡的往往是车站当地的方言居多。长途客车其实也是感受方言的一种不错交通工具。若干年前回老家探亲，长途客车走309国道，行经平度、莱阳到海阳，途中几乎逢站必进、逢招手必停。随着车子不断向前方行驶，车上口音的力量越来越重、越来越熟悉。待到达莱阳站，听到脏词后面带一个褒义形容词的赞叹句子，心里边蓦地一热，不消抬头就知道，保准是遇见亲人了。

　　同一地区的方言也是有所区别的。就拿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潍坊来说，老潍坊城区的口音不仅尾音往上翘，即便把整个句子的所有发音拆解开来，每个发音也都拖着长音上翘。诸城、高密、青州、安丘、临朐等市县也有尾音上翘的特点，但又存在些许差别，诸城的尾音似乎比高密、青州、安丘收得更急，更好听。至于临朐，分辨的最直接方法是听“临朐”俩字，外地人是很少能够说出那种味道的。倘若尾音上翘不明显，很可能是的其他区域。

　　即便同一个村子，方言也未必完全相同。在老家的村子，通常是管五服之内比自己父亲年岁大的叫大爷、大妈，管比自己父亲年岁小的叫大大、娘娘，至于五服之外的，统一叫大爷、大妈和叔叔、婶婶，单纯从称谓上就可以分出亲疏远近年岁大小。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发小家却不是这么叫，听到大大长大大短地叫个不停，心里面直犯嘀咕，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偷偷询问才晓得，原来大大竟然是爸爸。

　　方言的差异性有时候会带来诸多不便。宋、明、清朝皇帝都曾吐槽过南方籍官员的口音，雍正为此专门下令在闽南设置正音所。因为语音不通，南方的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需要提前在京城呆好几年学习官话。再比如，岳母老家的一些地方有管某个物事称作“稿”的习惯，当年驻守的单位里有位岳母的同乡，托人去办公室拿“稿”，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稿，闹了笑话。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从工作角度看，推广使用普通话，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