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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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端午,我们自然想起屈原。千百年来,是什么让人们这样怀念屈原,而且用一个节日长久地纪念他?就屈原的精神内涵与其文化价值,本报采访了相关专家。
屈原是一个想有所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其对理想的坚守体现了他作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继承者对“美政”的追求。
记者: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起源于何时?屈原缘何成为端午节民间的重要纪念?
方铭: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本身的起源,其历史可能追溯到上古时期。由于端午节的历史远早于屈原,在历史上,与端午节建立联系的人物和事件也不止屈原一人。古代端午,有众多文化风俗活动,因地域和年代的不同,展现出丰富的面貌。
自汉代以来,端午节的活动,更多的就是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了。《艺文类聚》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又引南朝吴均所著《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后者虽是神话志怪小说,但由此可知,包粽子、系五彩绳之类的风俗,与屈原早有关联。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伟大诗人。屈原最终自沉汨罗江,他高洁的人品和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勇气,受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崇敬,这也是端午节的主题逐渐演变为纪念屈原的内在原因。
记者: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一位政治家。如何从多个层面去认识屈原?
方铭:现在我们应从多个层面理解和评价屈原。首先,对屈原的把握,不能脱离其政治活动。屈原的作品,表现的内容正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人格精神的内涵。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而楚国的政治却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楚王重用的都是他的近亲,导致优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国得到重用,还深受迫害。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不能有所作为,和想有所作为,这是屈原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巨变的战国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动,成了这个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战国时期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而屈原却不同,他把拯救国家和民族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根据世俗和权贵来提供自己的产品。他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同时,是有自己坚守的。
屈原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更是一位坚守理想和操守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在思考楚国现实困境的时候,屈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
屈原的“美政”理想是孔子和原始儒家所推崇的“唐虞之道”和三王“德治”政治。
同时,他恪守君子之道,坚持“知止”和“君子固穷”的价值底线。因此,有人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事实上是不准确的。屈原是一位坚守传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举能”的美政。
总而言之,屈原是一位有理想和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有坚守的政治家,其对理想的坚守体现了他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继承者。
屈原的精神在于他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理想、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
记者:屈原身上蕴藏着众多美好品行,您认为屈原的精神包含哪些层面?
方铭:在历史上,屈原的精神价值主要体现在“清廉”、“忠信”的人格。在今天,我们理解的屈原精神的内涵可能应该更为广阔。就屈原精神的现代意义而言,我觉得以下四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一是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这个评价是非常精确的。屈原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坚守正直的人。屈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核心和最根本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正直的行为,能促进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他致力于坚守正道,不断求索,从不蝇营狗苟,苟且偷生。
二是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屈原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屈原希望楚国君臣能传承先人美德,遵守传统价值观,施以仁政。他自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奔走照料,在所不惜。
三是追求美政的坚定理想。屈原说的“美政”,就是善政。“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让有德性的人主导社会,尚贤举能,从而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秩序,这也是孔子及原始儒家提倡的德治政治的核心内容。
四是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谓底线意识,就是面对挫折,绝不退缩;面对诱惑,决不妥协。屈原的诗展示的就是一个正直的君子蒙受不白之冤,但坚守底线、勇敢抗争的过程。对于屈原来说,他正道直行,即使被放流也坚持底线,毫不动摇。
记者:屈原为什么最终选择一种激烈的斗争方式?这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屈原的品性和追求有何关系?
方铭: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晋国的分裂,楚国的衰落,春秋时的晋、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秦、楚两国政治环境的不同。秦国不拘一格降人才,楚国则重用贵戚。不仅如此,优秀的人才在楚国非但不能得到重用,还可能深受迫害。政治环境的劣势,决定了屈原处在一个难以有大的作为的楚国。
而屈原之爱楚国,把自己置于是楚国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一直致力于改造楚国。为此,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才能和德性,屈原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然而,楚国谗佞当道,楚王不觉悟。屈原虽然知道楚国社会氛围黑暗阴险,但决不妥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试图改变在楚国的处境,曾经“上下而求索”。但世俗混浊,楚王昏庸,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屈原忖度在楚国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曾经也想离开楚国,因此偕仆夫与马周游。周游一圈后,“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深厚的家国情怀促使他重新回到楚国这片土地,对故土不忍离去、无限顾念的眷恋与对于楚国政治的绝望交织在一起,屈原最终在痛苦中自沉汨罗。
梁启超认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屈原的自杀,也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
重要的是要树立伟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坚定的信念,并且这个理想、情操、信念都应该体现为祖国为人民的立场。
记者:我们今天纪念屈原,对于廉政文化建设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何意义?
方铭:廉政自然包括不贪污、不受贿、不营私、不枉法,更重要的是要树立伟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坚定的信念,并且这个理想、情操、信念都应该体现为祖国为人民的立场。孔子所说的“忠恕”二字,即推己及人,尽己所能。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合格的廉吏,是坚守高尚情操,以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为志趣的。在历史上,屈原的形象一直和“清廉”“忠信”联系在一起,是一位有才能有德性的“贤人”。这种形象为廉政树立了一个标杆。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屈原的政治立场,也体现了屈原的文化立场。我们评价屈原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给屈原加一个爱国主义的标签,我们更应该看到屈原所处的背景环境,才能了解他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质。屈原是在战国时期这样一个缺少公平性,缺失了正义价值的时代,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坚定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政治家和诗人。后代人评价他的精神境界可与日月争辉,可以说是不为过的。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先生提出,屈原的艺术才能“全部为了人民的愿望与政治斗争”,他认为屈原紧密地把自己一生的思想感情与政治斗争完全统一起来,毕生为一个政治理想而斗争,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屈原处于战国时期楚国这样一个大染缸之中,能出淤泥而不染,原因就在于屈原重视自己政治人格的完整性,鄙视政治投机者。屈原追求社会公正正义、心怀天下,对于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站在文化发展与现代的立场上看,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挖掘与宣扬先人精神,提升文化自信?
方铭: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讲好真实立体全面的故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同时,我们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赞扬一个人物,还是批评一个人物,都应该把其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对历史人物的客观尊重和同理。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原历史,讲述故事,就有了科学的立场。
屈原是历史人物,我们今天学习屈原,应该有现代的眼光,应该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立场上。我曾经多次说过,屈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屈原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研究屈原,既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学习屈原。学习屈原,既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时代。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张艺瑶 嘉宾简介: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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