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容情 VS 法缘于情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清楚，诸葛亮看好马谡，马谡也确有才华，在诸葛亮南征之际，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方针使诸葛亮对其另眼相看，经常与其卧膝长谈通宵达旦。后因马谡自大，违背军法，痛失街亭。诸葛亮作为军法统帅，摒弃私情，挥泪斩马谡，以法不容情的姿态换得蜀国民众的信任与拥护。历史上严格执法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包拯的铁面无私，比如岳飞的大义灭亲……法之所以是把戒尺，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的功能，是因为他本身就具有客观性、约束性、公平性，这也正是我们把法律的威严比作正义之剑的原因。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目前来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私情因素的干涉是对法律威严的绝对冒犯。而法官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职业，既食人间烟火，礼尚往来，又要正襟危坐，六亲不认，这中间到底该是怎样的一种拿捏？

　　我们说法不容情，就是要求法官做到君子坦荡荡。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是法律这把利器的掌管着，如果掌管者处理不好私情，挥舞着法律利器到处徇私枉法，肆意妄为，那么到最后损害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威严，更是对自我的严重不负责任。法律即为公器，就是大家的法律，法官在行使职权的时候，要意识到整个行为是在社会的监督之下的。法不容情，任何人越矩都要受到严惩。

　　当然，法律是最低的道德。相信坐在审判台上的每一位法官，都是严以修身，严以律己才得以成为人们信任的法律掌管者。每一位法官都应该具备很高的道德修为，能够做到每日三省吾身，做到克己慎独。生活中每一个对我们微笑而过的人，每一个我们热爱并关心的人，他们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的情结。正是因为这份情结，所以我们才更要在关键时刻做到坦荡荡：如实客观的袒露想法，正确的实施引导，严厉地进行拒绝。

　　当然，法不容情，不是说要法官成为一具机器，一个木偶，而是说你要恰到好处地处理好身边的私情。而“情”不仅仅有私情，更有大众之情，天下之情。毕竟法律是人这种有感情的动物制定的，法官也是由人来担当，而法律针对的又是人这种有感情的动物，因此说法缘于情一点也不为过，这里的情指的就是大众之情，天下之情了。这里我很想借用一下拉古迪亚礼帽的故事来说明情与法的纠葛关系。1935年的一天，纽约市长拉古迪亚到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被告是一名老太太，被控偷窃了一片面包。法官问老太太为何偷窃，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自己也很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失去了父母的三个孙子，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 铁面的法官也很同情被告，但仍然坚持法律制裁。法官对老太太说：“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只能“选择”拘役，又担心自己的三个孙子无人照料。这时，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了起来，他面对旁听席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说道：“这位老太太因为偷窃面包被判罚10美元，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应为我们的冷漠而被判罚50美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无声地捐出了50美分，连法官也不例外。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社会的运行，但违法成因除却违法者的自身原因外，社会发展状态亦有可能是重要的违法成因，因此，法律不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利器，他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法官用善良的心去呵护、去帮助。例如照顾脑瘫儿子13年，因绝望溺死两子的韩群凤一案，又如郎计红为救妻诈骗案，还有美国那个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一手是法律，一手是感情，法官只能先遵守法律的威严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为善良的心寻找合适的驻足地。郎计红的案子适用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三年，宣告缓刑；韩群凤的案子考虑其杀死两名儿子，违反了孩子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法院酌情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辛普森的案子虽然法官内心认定其就是杀妻凶手，但因为法律规定及相关证据问题，宁可判刑后躲在休息室里哭泣也没有做出超越法律框架的事情。感情的砝码无法精确衡量，也许这是我们职业的无奈，但请我们要一直记住一句话：“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让我们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永远秉持着这颗善良的心，记住法不容私情，践行法缘于公情，这并非职业的无奈，却恰是职业的荣耀！